《中国晚清史（下卷）（二）》中学生教育文学丛书.pdfVIP

海纳百川 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 中国史地 通史 剑桥中国 晚清史 下卷 02 [美]费正清 刘广京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行政和经济 人们经常用沉重和随意开征的税赋、到处出现的贪污和对商业及商人的 普遍藐视等现象，来说明清代政治制度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现象不 能轻易忽视，思想意识上 “重农轻商”的态度特别需要探讨，这里不予赘述 （详见第八章）。但事实是，如本章前面所述，晚清在传统技术的种种束缚 内，已经具有一种复杂的、商业化的 “发达”经济。在两个世纪中，这个经 济曾经养活了日益增多的人口，曾经推动了对中国本部以外的广大领土的 “剿抚”，并且在十八世纪后期以前（除了1673—1681年的三藩之乱外） 已经度过了非常漫长的国内安定、相对繁荣和强有力的统治的时期。以近代 标准来衡量，加在民众身上的税赋负担还是轻的，虽然税政有时是随心所欲 的。中国也象其他社会一样存在着腐败堕落行为，但是通商口岸观察家眼中 的大部分 “贪污腐化”却反映了外国人无法理解的那种非正式、但又是制度 化的陋规的情况，这种陋规已渗透到了清朝官方法典规定的高度合理化的财 政制度里面。即使商人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地位低贱，有时还过度地被迫向政 府进行 “捐献”，但这不能抹杀他可能发财致富的事实。十八世纪包揽两淮 盐运的业务每年平均利润也许可达五百万两，此数由三十个大运输商和约两 百个较小的商人分润；另外有二百万两利润每年在大约三十个行号之间分 配。商人还可能很有势力，特别在农村市场结构中更是如此，因为农村中当 官的和不当官的地方上层人物都通过商人之手向商业投资或放高利贷。此 外，商人还可能很幸运，他的儿孙因为有许多余闲功夫并受到严格的教育— —也许还捐纳了初级功名——而可能进入政界。总之，对按人口计算产量相 对稳定的传统经济的维持、扩大和繁荣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政至少是 不起作用的因素，除了在重复出现的王朝衰败时期外，它们几乎从来不是主 要的障碍。 但是，如果讨论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即或是从增加每人的国民产值的 意义上说，或是从工业化 （就是近代制造业部门有了迅速发展，不管有没有 按人头直接增加产量）的意义上说，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政府肯定是没有能 力提供积极的支援的。意识形态、传统的财政措施以及收支的格局，都是对 采取顺应形势的行动的障碍。 ① 格尔申克龙教授曾经指出， 在欧洲 “落后”国家的最初的工业化热潮 中 （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国家预算代替了受到贫困的农业部门 严重限制的微弱的市场需求和资本供应。在德国和法国等不那么 “落后”的 国家中，工业银行提供信贷的业务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但在清末，中国却一 样也没有。如上所述，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 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 ① 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龙： 《从历史角度看经济的落后性》。 汇兑银行和地方性的 “钱庄”的范围。中国第一个近代银行——即半官方的 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各省与北京之间汇划政府经 费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当这项业务失败后，他们就把力量完全转到常见的 商业银行业务方面。以后创办的两个较小的官办银行 （1908年创办的交通银 行；1904年成立并在 1908年改组为大清银行的户部银行），都没有向工业 提供贷款的打算。 清政府未能扶植足以产生工业投资的近代银行体系的原因，归根结蒂与 使它不能以自己的预算资金投资于经济发展的原因相同。简言之，与其行政 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是相当地浮在表面上的。甚至在正常 时期，帝国官僚政治的组织虽然在形式上是高度集中的，仍不能深入到中国 的社会 （包括这个社会中那些构成经济的方面）中去。中央政府通常将其经 济作用只限于要求分享一部分生产中比较固定的经济所得，以及保持国内安 定和防御外患以确保下一年的再生产。这个作用当然符合儒家政治思想的主 流。但是在帝国长达两千年的不同时期中，为了摆脱经济中的消极无为状 态，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