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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杂化与影响的焦虑 　　［摘 要］ 电影《赵氏孤儿》的思想意蕴呈现出多重杂化的特征，既有传统的忠义思想，又有历史偶然、人生荒谬的现代感知，从互文性的视角来看，这是对《赵氏孤儿》前文本挪用、改写的结果，陈本试图确立自我，克服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然而最终却未能成为“强力诗人”，但其经验可以为后来者借鉴，当更多的影视关注历史时，必将引起对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传承关系的深层思考。 　　［关键词］ ??《赵氏孤儿》；杂化；焦虑；互文性 　　 　　与几乎同时上映的影片《让子弹飞》相比，电影《赵氏孤儿》似乎反响平淡，这从票房和《让子弹飞》的衍生词“让房价飞”“让油价飞”热爆网络可见一斑。这两部影片，一个模仿借鉴美国西部片，技巧可谓几近圆熟，一个改编中国古典戏剧，镜头拍摄包括推拉、转换、特写等运用也较陈凯歌以前的影片要讲究得多。这样的两部影片同时上映，本身是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本文无意对比两部影片，试图从文本间关系入手，探讨陈凯歌的《赵氏孤儿》（以下简称陈本）所内含的意蕴及与之前的文本的关联，以期更多的导演通过电影手段来成功演绎本民族的历史故事。 　　“赵氏孤儿”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和《史记》。文学上最早的改编是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以下简称元本），之后比较有影响的改编本有明代的《八义记》，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55）。如今该故事依然活跃于各舞台，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人民艺术学院和国家话剧院分别对其作了当代阐释,引起强烈的反响。“赵氏孤儿”这一历史故事由历史叙述转为戏曲叙事，由叙述体走向视听体,人们对它的兴趣经久不衰。 　　在上述情况下，陈凯歌选择赵氏孤儿来作银幕上的当代演绎，无疑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在回答大众电影的记者关于促使他拍摄影片的原因的采访时，陈凯歌除了提到对程婴舍子救孤的好奇外，特别强调程婴当代存在的可能性问题。［1］虽然导演的改编意图很明确，但每一个改编文本，必然叠印了多层次的文本旧痕，成为一个类似于纺织物(textile)的文本组织。因此陈本所蕴含的思想意蕴绝非导演所陈述的那样简单，呈现出多重杂化的特征。 　　首先，陈本体现出忠义思想。“我想拍成一个忠肝义胆、激情四射的复仇故事。”［2］虽然陈凯歌对程婴最感兴趣，忠义思想却并非体现在程婴身上，而是由灵辄等义士拼死保护赵盾逃离、公孙杵臼以死换得屠岸贾对孤儿身份的相信来表达对主人之忠、对朋友之义。事实上，从《史记》到元杂剧再到21世纪前的诸多戏曲，“赵氏孤儿”的故事虽经历了多个版本，但在每个版本里，几乎都在强调“义”，这种思想不可能不在陈本里有所回响。 　　其次，陈本强调历史的偶然性，这无疑是受到了新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新历史主义更强调自我特定的处境和历史的偶然性。当陈凯歌对程婴表示“好奇”时，他已经在思索救孤事件发生的缘起。与元本中义士们主动救孤不同，陈本中孤儿的幸存有太多的偶然因素，而其中最大的偶然是程妻在卫兵来搜查婴儿时刚好抱着的是一放下就哭的孤儿。程婴成为一个救孤英雄正是在众多的偶然中，在自己的孩子怎么也没有活路了的情况下行为的结果。陈凯歌说“先要做到合理，把事理和情理处理好，才能做到升华。我不想上来就用大忠大义的概念束缚住人物”［2］。正因为如此，陈本用历史的偶然性来解读了他所谓的忠肝义胆的复仇故事，用人性的合理对应了以元本为代表的程婴主动以亲子代孤的“春秋大义”。 　　再次，陈本表达了人生的荒谬性和悲剧感，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注重展示主体生存状况，认为世界荒谬无序。在陈本中，程婴的生活似乎充满着宏伟的目标，他要将长大成人的孤儿带到屠岸贾面前，“告他这孩子是谁，我是谁。”??①在这个层面上，生活似乎充满着宏伟的目标。而当孤儿长大后，他将所听到的有关他身世的历史称为“编的故事”，程婴自己在讲述时也在纠结如何讲述那个死去的孩子，到底是说真实“自己的孩子”具有可信度，还是谎称“捡来的孩子”更能让人相信？当真相需要谎言来作支撑时，人生已经显出其荒谬性，当孤儿不相信历史也不认可“复仇”时，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虚无。有什么比“程儿”的曾经存在是需要证明才能让人相信的事实更具有悲剧感？如果孤儿不去复仇，程婴、韩厥的人生意义何在？宏伟的目标被现实消解得无影无踪，人生显示出其荒谬性和悲剧感。 　　最后，陈本注重面对复仇时主体精神世界的冲突，这是受到西方观念影响的结果。西方价值观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复仇的价值取向往往是维护个人的尊严，这才有了哈姆雷特的“延宕”。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孔孟儒学和家族本位的思想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通过暴力手段为家族复仇具备无可厚非的正义性。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念抚养之情而果断复仇的例子，除元本外，著名的还有徐继祖的故事（载《警世通言#8226;苏知县罗衫再合》）以及陆文龙的故事（载《说岳全传》）。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