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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油画３０年 　　西画东渐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绘画自明代时传入中国，但直至19世纪末，西画都仅仅停留在样式及技术手段的移植传播阶段，即使是在19世纪，由传教士承担的传习工作使西画开始普及到民间，渐而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实用价值、工艺性极强的贸易画和民间肖像画，但这些创作都未进入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尽管如此，这些民间西画活动还是传播了西画技法，作为一种启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油画中国化的群众基础。所以，徐悲鸿将始建于1854年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土山湾画馆称之为“中国西画洋画之摇篮”。 　　直至1910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美育救国的思想深入人心，美术的革新得到更多爱国有识之士的重视，大批青年画家学子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东渡日本或留学欧洲，系统地接受与本国文化传统相异的油画体系训练。自此，西洋美术逐渐由民间的外来西方人士推行的学徒式的技术流播，开始转向走出国门主动地接受西方正规的学院教育。对待西画，中国画家也由自发的技艺借鉴移植转向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自觉的艺术创新，走向与中国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相交融的深入创造阶段。这一运动从创作及美术教育的角度真正将油画导入中国的美术界，由此也开始了中国油画从早期浅层的技术移植流播，逐渐深入为将中国文化与西方美术文化消化交融的自主创新阶段，从而中国美术史上真正确立一个新型的艺术门类――油画。而这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油画最初发源阶段是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南方城市中展开的，与之遥相呼应的还有北京等地。 　　 　　以学习推广西画为主的美术革新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留洋的画家群体是这场美术革新运动的核心力量，他们没有把西画技艺的学习作为唯一目的，而是将学习西画作为复兴中国文化、文化救国的一条重要途径。留学只是运动的第一步，而随后的创办学院普及教育和创立画会研究创作才真正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经过短暂的留学后，这批画家先后回国。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上海作为他们发展西画的首选之地。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这一最早开放的城市是中国文化精英荟萃之地。由此，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上海成为中国油画的发源地。 　　1910至1939年短短的30年间，上海首先汇聚了大批接受西方绘画教育的第一代油画家：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吴大羽、陈抱一、倪贻德、庞薰、关良、潘玉良、周碧初、汪亚尘、陈澄波……各种美术专科学校、画会组织林立。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西画运动在上海蓬勃开展，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再由上海逐渐延展到全国其他的一些大城市。蔡元培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对这场中国西画运动提出了目标和要求，他在《留欧中国美术展览会序言》中说：“民族之文化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以固有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文化为滋养。”这一观点表达了当时精英分子对发展中国艺术的最高构想。 　　创立正规的美术学校成为西画传播的重要手段。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主要城市各种公立私立美术学校，纷纷建立。例如：上海国画美术院（后改名上海美专）由刘海粟、乌始光等联合率先创建，陈抱一、丁衍庸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杭州林风眠主持的国立杭州艺专，颜文创建苏州美专，南京的徐悲鸿主持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这些学校无一例外地将学习西方艺术，发展中国艺术作为自己的办学宗旨。1912年，上海国画美术院（后改名上海美专）创建之初，年仅18岁的刘海粟就提出了三大目标，前两条就是：“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国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第二，我们要在残酷、无情、枯寂的社会里宣传艺术的责任，并谋中华艺术的复兴。”而林风眠拟订杭州艺专的办学方向则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这些办学精神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美术教育和创作。美术学校的建立不仅开创了中国学院主义艺术的先河，传播西方油画并催生具有民族气节的中国油画也为新中国的美术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同时，这些美术学校与各地其他美专一起在解放后改组成中国各大美术院系，成为新中国美术的主干力量。 　　与美术教育相呼应的是以各大美专教师为核心的艺术社团的兴起。在上海最著名的就是：“东方画会”“决澜社”和“默社”等。陈抱一远离闹市的豪华宽敞的江湾画室曾是上海西画界的乐土和家园，许多著名油画家都在此聚会讨论艺术，留下许多合影。而各种画展也相继在上海开幕，刘海粟、周碧初、陈抱一、倪贻德、庞薰都曾是这些画展中最活跃的成员。即使在“七七事变”后的上海孤岛时期，也不例外。甚至这些展览成为画界救亡的一种手段，募集资金、激励抗战热情。如1939年刘海粟组织的“师生救济展”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 　　而最具意义的展览是1929年4月10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这次展览展出作品2259件，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