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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浪漫中的现实情怀 　　湘剧高腔《山鬼》,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轰动全国的优秀剧目,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其剧本是湖南籍剧作家盛和煜于1987创作的(见《剧本》月刊1987年第11期)。剧名《山鬼》取自伟大诗人屈原《九歌》之一的《山鬼》篇名。剧名的副题是“屈原先生的一次奇遇”。屈原是历史名人,家谕户晓,其“奇遇”则史无记载,实属虚构,但不能说绝无此类故事发生或不可能发生。故可视此剧为历史故事剧。盛和煜1988年3月在与剧作家陈健秋的通信中说道:“两年前我就曾经对您说过,我想写一部关于屈原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出现的屈原,将不同于郭老的、香港的、日本的和人们认识习惯中的屈原。这将是我自己创造的,而不是从什么地方什么人手里批发来的屈原。这个屈原可以是诗人、哲人,而不可以是政治家、思想家。这个屈原属于艺术,而不属于科学。我的这些想法是在转换了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之后的新发现。”(《〈山鬼〉创作心境》载于《艺海》1988年第2期)《山鬼》创作的成功,实现了剧作家的愿望。 　　 1987年,湖南省湘剧院排演此剧,参加了湖南省首届“洞庭之秋”艺术节,获一等奖;1988年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在首都艺术界引起轰动,获优秀演出奖。主演屈原的优秀中年演员王永光,于1990年荣获中国戏剧梅花表演奖。 　　 湘剧《山鬼》问世时,反响热烈。有热情的赞扬,也有激烈的争论。甚至有反对者认为,作者胡编乱造,开历史的玩笑,损害了屈原的形象。 　　 这是怎么回事?先看看“奇遇”的故事吧! 　　 “思美人兮走八荒”,屈原先生来到了高阳部落――有上古气象的地方。在这里,屈原遇到了种种场面:少女偷情,男子抢亲,“大神”占卜,小偷剁手,首领战败归顺敌人仍受部落拥戴;屈原经历了自身险些丧命的磨难、掌权教化的尴尬、美人求爱的纠葛。他的“君子之行”、文明之举,却与部落人“心曲难通情难合”。最后,屈原被当作“疯子”,赶出了部落,重新踏上“何处觅美人”的迷茫之路。 　　 这个故事,确实超乎人们的长期积累起来的认识习惯和思维模式。因此,有人说它是一个荒诞的故事,有人说它是一个寓言的故事。不管是什么故事,这的确是剧作家的奇思妙想,但决不是胡思乱想,决不是开历史的玩笑。恰恰相反,在看似荒诞的故事里,在浪漫的想象中,凝结着剧作家对人类发展历史的深邃思考和关注人生命运的现实情怀。 　　 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赞扬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该书记载,19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到夏威夷群岛的原始部落创设教区,面对尚处于母系家族状况下的伙婚制,他们感到震惊,认为发现了人类道德败坏的最坏典型。摩尔根说:“这表明在文明人与蒙昧人之间存在的鸿沟有多么宽阔,经过多年的发展而形成的高度的道德观念和高尚的情操,与这些最原始的蒙昧人的微薄的道德观念和粗野的情感对面相逢了,这是一个绝对而全面的对比。”事实上,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对比时有发生,只是它的内涵有着种种变化。因此,《山鬼》虚构的“奇遇”所展示的文明人与原始人之间的那种“绝对而全面的对比”,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背景。《山鬼》是艺术创造,不是历史教科书,屈原先生“奇遇”的虚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在“可能性”上,更能拓展观众的联想和想象,深刻地揭示人类社会冲突的本质的真实。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人类永远无法解脱的情结。人不能脱离现实,人又有理想。理想与现实,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相互转化,风起云涌,波澜起伏,以至无穷。由此,人世间就有了喜剧、悲剧和悲喜剧。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也是每个人的命运!只是有些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若即若离,无足轻重;有些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水乳交融,以至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某种精神的象征。屈原就是这样的代表,就是这样的象征。无怪乎,当时有好心人劝说作者“将屈原换成别的什么人”,以免遭非议时,盛和煜深情地说:“如果将屈原的名字换掉,那么我的冲动,我的灵感,我的艺术创造的欢乐和悲伤,都随先生而去了。” 　　 屈原的《山鬼》是屈原流放江南时所作,诗人以浪漫主义的笔调,赞美了丰神秀韵、情意绵绵的山中女神,寄托着自己眷恋故国、追求真理的美好情怀。山鬼,即“美人”,是屈原精神和现实情怀的化身。在湘剧《山鬼》中,屈原追求的崇高理想经历了一个由“幻”而“真”,又由“真”而“虚”的过程。他先有满腔抱负,却不知如何施展;后来莫名其妙地当了部落首领,却又治理不好,连一个偷红薯的人都教化不了,象征权利的斧铖都被偷走了;他要处罚“背叛”的高阳,却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反而使自己落得个“疯子”的骂名。在情感上,杜若子天生丽质,有如“山鬼”化身,真实地出现在屈原面前,割肉疗伤,献美求爱;屈原却迂腐孤傲,欲爱怕爱,踟躇不前,终为杜若子所舍弃。这次“奇迹”,屈原饱经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始终高扬着“初衷不改、气节不移、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