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电视选秀节目中的“性别反串风”.docVIP

警惕电视选秀节目中的“性别反串风” 　　进入2010年5月份以来,大型电视选秀“2010快乐男声”中出现的“性别反串”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5月初,成都唱区刘著等人“男扮女装”反串,接着,广州、武汉、长沙、宜宾、南宁等地出现了类似现象,俨然成风。“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者被贴上了“伪娘”①的标签,迅速在网络蹿红。“性别反串”很快波及了另一个电视选秀类节目――青海卫视“九阳绿色中国花儿朵朵”,它在成都海选中遭遇了反串的“围剿”,很多男选手纷纷要求以反串女生的角色报名参加。“性别反串”现象在此前的电视选秀中便已出现,但是,最近此“风”劲刮,大有“燎原之势”,令人担忧。 　　 “性别反串”本是戏剧表演的一种艺术手法,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如我国戏曲中的“男旦”(也称为“乾旦”,男扮女角)就是一例,已广为人们认同。在电视荧屏上,不仅有反串艺术家的舞台表演,而且在电视剧和电影中也有反串的角色,一些体验性质的电视节目甚至通过性别反串来引导参与者和受众理解不同性别角色的社会境遇等。 　　上述各等“性别反串”大多是个案,能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游戏世界(尤其是电脑游戏的虚拟世界)里也经常出现“性别反串”现象,较之戏剧里和电视荧屏中的反串,它们在更为私化的空间里产生与传播,具有虚拟和游戏的性质。 　　当下电视选秀中的“性别反串风”虽与上述性别反串现象一样呈现性别角色扮演倒置的基本特征,但是,它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它不仅因为附丽了选秀节目而更加接近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而且仰赖电视媒体大范围的传播,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它集中爆发,相互模仿,形成了“性别反串风”。总的来看,电视选秀中的“性别反串”的娱乐性远大于艺术性,竞赛的目的远胜于张扬个性,表演性远浓于挑战或解放意味。 　　从本质上透视电视选秀中的“性别反串风”,从选手个人角度讲,它是个人的性别行为方式,体现着个体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应当予以尊重,当然并不鼓励;从电视选秀角度看,由于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媒体是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它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并接受公共性和公益性目标的制约,因此,电视选秀从来都不只是个体领域的行为,必须遵循社会的和文化的底线。如此观之,作为个人表达的“性别反串”藉由电视选秀进入电视媒体时便表现为“私领域”对“公领域”的占用与侵入,显然,这不是个体表达的正确方式与法定渠道,却是对电视公共资源的浪费。 　　电视选秀“性别反串风”的背后存有三重驱动逻辑:一是反串者的竞赛心理与成名欲望;二是受众的猎奇心理;三是电视媒体的娱乐逻辑和经济逻辑。其中,电视媒体的娱乐逻辑和经济逻辑是最重要的驱动力量。“性别反串”作为一种强力吸引受众眼球的另类荧屏现象,有着制造“眼球经济”的巨大潜力,是保障收视率的可预见的重要因素,无疑为平淡无奇的电视选秀注入了一味“强心剂”。虽然反串的滥觞不是电视媒体的手笔,但是,反串甫一彰显聚敛人气的“魔力”便旋即被电视媒体“为我所用”,“性别反串”也得以迅速扩散与壮大。在某种程度上,电视媒体收编了“性别反串”, 是其背后最强有力的“推手”,同时,“性别反串”也“绑架”了电视娱乐。 　　电视选秀节目中的“性别反串”并不具备多少挑战传统性别规范并解放性别束缚的意味,也不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它更多的是传媒消费主义呈现的一场“身体消费”的狂欢,是“恶搞”风潮的组成部分。在电视媒体广泛的社会渗透力和传播影响力的作用下,它演化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制造了外部的“社会成本”,主要表现在:因颠覆了传统的性别文化和制造了性别混乱的意象而消解着人们的性别身份认同,因培养了受众非理性的收视偏好和不健康的审美趣味而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与审美观。 　　“性别反串”从表演性的舞台或虚拟性的游戏“进军”电视选秀后,它直接打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塑造了与现实生活浑然一体的“拟态环境”,生产了“超真实”的景观,导致观众难以分辨何者是电视的产物,何者是现实的事物,因而,观众容易将电视选秀打造的“性别反串”及其性别角色扮演视为真实生活,引发了性别角色认知与扮演的混乱。对于电视选秀的主要参赛对象和观众群体――年轻人来说,则易引发“模仿”行为,“性别反串”在“2010快乐男声”几大唱区的“传染”就佐证了这一点。电视选秀中的“性别反串”对青少年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模仿”,它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涵化效果”将造成青少年性别认知与性别行为障碍,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与伦理问题,很多家长对此表示了担心。②此外,对于“性别反串”表演者来说,他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他们被电视选秀“绑架”,在“台前”和“幕后”面临着性别角色扮演的转换问题。经过电视选秀的包装和宣传,他们反串的性别角色被“定型化”,面临着做回自己的考验,这影响着他们的心理成长和未来的生活。 　　由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