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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心灵的门禁 　　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以居为安”的说法，居住的要素自然少不了门。门，既是建筑物的脸面，也是人的脸面，就如门风、门面、门望、门第等等。人类生活的世界似乎是门构成的，大到国门、山门、城门，小到府门、院门，宅门、房门等等，人的一生都离不开门，这些似乎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的门符号。 　　门，出必由之、入必由之，风风雨雨，门总是要首当其冲的。门，还演绎出种种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元日画鸡、桃符、爆竹启门，立春以春牛土写门，上元张灯于门，清明门插柳， 谷雨门贴符禁蝎，蚕月昼闭门，四月八嫁毛虫，端午门悬艾菖，伏天城门磔狗，七月半门上挂麻谷，菜萸酒洒重阳门，冬至门上糯米圆…没有人能够回避门，我们天天和门打交道，门本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却也构成了人们心灵的门禁。正如东汉李尤《门铭》所云：“门之设张，为宅表会，纳善辟邪，击柝防害。” 又如《释名?释宫室》云：“门，扪也。在外为人所扪摸也，障卫也。户，护也。所以谨护闭塞也。”门在设置上增添了人们心理上的一份安全感，但是当人们离开了这些安全保障之时，仍然会产生不安和恐惧，于是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门上，他们认为门是通鬼神的关键之处，门可能具有某种神秘力量，因此门神也成为门的物质功能向精神意向凝聚的焦点。 　　门神在人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从现实世界开启精神世界之门的作用，门神的产生使得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灾难的恐惧、对神仙的崇仰、对幸福的渴求……有了足够心理的安慰与保障。难怪远在的商周时代，祭祀包括门神、灶神在内的“天子七祀”已成为定制。在两千多年以前先秦时代，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也有祭祀门神的习俗。《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皆有“门”，“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汉时人们则将门神作为“五祀”之一。 “五祀”即祭祀门、户、井、灶和土地之神。古代“祀门”在秋天举行，收获季节，农作物入仓要祈请门神守护。对门神的祭祀显然包含了人类对心灵之门的向往，最早的门神祭祀，乃原始的自然崇拜，作为居处出入重要场所的门与人们关系密切，门神还是一个比较抽象模糊的概念，并没有形成鲜明具体的艺术形象。典籍《山海经》中称，东海中有岛，日度朔山。其上有株巨大的桃树，躯干盘曲三千里。东南一枝弯曲成一座拱门，日鬼门，普天下恶鬼均经此出入。天帝遣神将“神荼”、“郁垒”镇守，人间仍有恶鬼，黄帝取桃枝画神荼、郁垒和老虎于百姓宅门，被人们效法于后世，更有取桃木板直书二位神将名讳者，谓之“桃符”，是驱邪避祸的意思。这种起辟邪作用的神荼、郁垒，便是后来门神的雏形。山东、河南等地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的门画，使我们得以窥探久远的汉代神荼、郁垒的艺术形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宋时期人们对神祉的神秘渐渐地淡化，而门神艺术更多杂糅进了相对具象的儒、道、释等宗教色彩。如隋唐两代，门画形式增多，这点是与当时佛教兴盛有关。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中载有：“大门扇画神，舒颜喜含笑；或为药叉像，执仗为防非。画香台户扇，药叉形执花。若于僧大厨，画神擎美食……”反映了门神由守卫防凶，已发展到“擎美食”的厨门装饰。又如门神中的尉迟恭、秦琼、钟馗等艺术形象就添加入了儒家思想，再如《三教搜神大全》中记载的道教人物燃灯道人就常在门神中出现。 　　明清以降，门神的种类丰富，门神的阵营经过汉、魏、晋、唐等各个朝代的更替逐渐扩充，那种驱鬼镇妖的武将门神，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生活世俗、历史上英雄神话、福祥喜庆之象征、人物典故、传奇小说、再加上时事新闻或者幽默讽刺的笑料都成为人们表达美好愿望的佐料。如门神题材中的《牛马平安》、《双喜门官》、《五子登科》、《黄猫衔鼠》等等。人们对幸福的渴求已经不满足以“避灾祛祸即是福”的一般性主题，而囊括了辟邪，长寿安康、招财进宝、加官进爵、多子多孙、婚姻美满、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祛祸得福等等朴素的民间本原思想。门神形象充满着人类的智慧与灵魂，伴随着人们心灵之门的多元化显得更加自由而灵活。 　　总的说来，门神的风格和造型虽然受到工艺程序、地理环境、人文因素等的影响。但从整体上看，门神艺术吸取了中国民间美术其它一些艺术门类和中国文人画的一些长处和精华，在造型上采用民间传统的意象造型的手法，追求形象的夸张和变形，以其刚劲的线条、饱满的构图、艳丽的原始感悟型的色彩以及富于想象的构成形成了独特大俗大雅的形式美感。主要包括： 　　1　门神的造型夸张 　　门神造型往往不按常规，不求比例、夸张浪漫。人物形象头大身小、粗壮有力、均衡得当，如作品《骑式门神》(图1)中人物造型比例关系极为夸张，头身比虽为一比三，但人物的精气神却显得厚重有力、大气磅礴。门神人物经过艺人的故意铺饰，创造出超现实的艺术形象，抒发出民间崇拜的强烈感情，夸张是基于审美需要而创造的合于并高于生活真实的艺术美，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