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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 　　近年来，媒介批评理论的研究，日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有关理论专著和学术论文不断问世。新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雷跃捷先生撰写的《媒介批评》一书，就是继刘建明先生的《媒介批评通论》、王君超先生的《媒介批评――起点?标准?方法》等专著之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西方传媒批判理论，探索中国特色媒介批评理论的一部富有特色的力作。 　　大凡一种外来的文化，包括学术思想，要在国内生根、开花、结果，必然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谓的实际，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两个方面，而“现实状况”又是最重要的。媒介批评理论作为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它在中国的立足、应用与发展，自然也不能离开上述路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媒介批评研究进入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视野开始，许多学者虽然朝着这个方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打基础工作，但大都停留在翻译、诠释经典作品，或界定媒介批评的概念，探讨媒介批评的起源、主体、对象、内容、范畴、形式方法等方面，在这些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联系国内“现实状况”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雷跃捷先生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于1997年就在学界率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的命题。在《媒介批评理论》一书中，他以全球化的历史视野、满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展开论述了这个命题，大声疾呼：“在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面对国外媒介批评理论的繁荣景象”，“中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的媒介批评理论”，“作为有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为拉近乃至消弭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差距作出贡献”。雷先生从建设一门新的人文社会学科应当具备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组成要素入手，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学的理论框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的性质、特征、任务、地位、前进方向、学术品格、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勾勒了一幅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蓝图。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本质属性的一段精彩论述：“那就是它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最根本的社会属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因而作为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媒介批评活动，也就有了自己质的规定性。”雷跃捷先生的这个重要论断，不仅抓住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的核心环节，而且是对当前学术界某些人鼓吹“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噪音的一次有力的正面回击！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能听到这种清醒而理性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所彰显的正是当前新闻业界尤其是学界特别需要大力倡导的政治意识、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不仅写进了共产党的章程，也写进了宪法。进入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反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并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重大举措，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的落实，这其中的文化建设当然也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某些高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有被弱化、淡化、边缘化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先生曾受某高校的委托，看过两名新闻学博士的毕业论文，各有十多万字，一百多篇参考文献，没有一篇来自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基本上都是来自欧美的著作。陈先生忧心忡忡地说：“这是不正常的”。笔者也曾在某新闻期刊看过近百篇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类似的情况比陈先生看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陈先生说的事实并不是个别现象。翻阅雷跃捷先生的《媒介批评》，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之一扫。作者在该书的许多章节都旗帜鲜明地反复强调了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理论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从实质上说，就是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媒介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像一条红线，贯穿《媒介批评》的各个章节和字里行间，并以此作为立论的依据和出发点，围绕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主张。比如，要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工作的一系列光辉论著，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