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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鄂州新见太平百金及相关问题探讨 　　2003年11至12月，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馆对武钢球团矿厂在该市新征用的新庙茅草村地块内的六朝家族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六座，其中M2出土铜钱3566枚。2006年8至10月，鄂州市博物馆、鄂州市钱币学会组织专人对这批铜钱进行了清理。 　　 　　1.铜钱的种类及流通年代 　　 　　在这批铜钱中，计有货泉1枚、东汉五铢2枚、仿西汉五铢1枚、剪轮五铢12枚、?环五铢3枚、铸剪边钱1枚、直百五铢15枚、太平百钱111枚、剪凿太平百钱1枚、太平百金2802枚、合背太平百金10枚、未凿开太平百金5枚、未完全加工太平百金75枚、剪凿太平百金50枚、劣质太平百金95枚、太平金百(传形太平百金)222枚、定平一百44枚、直一92枚、无文钱24枚。其中直百五铢钱文隶书“直百”、汉篆“五铢”，可分为三式。太平百钱钱文隶与篆合书，四字多与内外郭相接，“太”字有作篆书或隶书“大”字。“钱”字有作金旁，因穿孔渐大，部分笔画被内郭侵压或减笔；可分为A、B两型四个亚型八式及剪凿太平百钱。太平百金总计3259枚，均钱体轻薄，铸造不精，钱文“大平百金”四字均被内郭侵压；可分为A、B两型五个亚型十式及合背太平百金、未凿开太平百金、未完全加工太平百金、剪凿太平百金、劣质太平百金等。太平金百(即传形太平百金)为太平百金的易位、逆读；钱体轻薄，钱文含有隶、篆两种书体；由于穿孔较大，“大”和“平”变得较宽矮，“百”和“金”均变得纵长；也可分为A、B两型六个亚型九式。定平一百钱体轻薄，钱文隶书，可以分为A、B两型五式。直一钱文隶书，币文平坦，“直一”两字被外郭侵压；外郭不全，形制薄小，略同于直百；可分为四式。无文钱钱体较小，制造粗劣。面背无内外郭，穿孔大小不一，均无钱文。 　　新庙茅草武钢球团矿厂M2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室内长3.91m、内宽1.50m：墓内出土了2具保持完整并排存放的木棺，木棺均为整木雕凿而成，棺身和盖采用了暗榫和子母口套合的技术；其出土遗物主要为漆木器、陶器、青瓷器和铜钱。漆木器计有耳杯、多子盒、盘、案、洗、奁、梳、碗和遣册等共21件，部分漆木器施有精美的彩绘图案，有的底部书有朱漆铭文“茅氏”、“大吉”等，在遣册背面有“茅纯有”字样；陶器有灶、灰陶双耳罐等10件；青瓷器有青瓷碗2件；出土钱币有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太平百金、定平一百、货泉、五铢等，种类丰富，数量繁多；从M2的墓葬特点及出土遗物分析，我们认为N2的年代应为孙吴早中期之际。再结合与M2并列而葬，存在明显亲缘关系M3的墓葬特点及器物组合特点和出土赤乌八年(245)铅券的情况分析，我们认为M2年代与M3相当，其绝对年代应当不晚于孙吴赤乌十三年(250)。因此，该墓出土的太平百钱、太平百金、定平一百、直一等铜钱的流通年代亦不晚于孙吴赤乌十三年(250)。这批钱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三国孙吴时期货币流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直百五铢”的流通年代与铸主 　　 　　一般认为，“直百五铢”是蜀汉立国六年前(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成都后开始铸造的。据《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载：“(建安十九年刘备)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现考古发现的“直百五铢”、“直百”在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云南等地均有出土，而尤以四川出土的为最多，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两种铜钱为刘备入蜀后所铸造。所谓“直百五铢”，就是直(值)一百个五铢钱，是一种虚价大钱。“直百”二字，来自刘巴建议，是在当时军用不足的情况下，建议铸“直百”大钱。“五铢”二字则是刘备志在扶汉，承汉代钱制而用的。至于其轻重、大小不一，重者可能是刘备入蜀之初所铸造，轻者则为流通中的磨损及刘蜀政权衰落时所铸。 　　 　　3.“直一”的流通年代与铸主 　　 　　在《三国志》、《晋书》等史籍中，未见有关于“直一”的记载。有人认为这种钱是蜀汉将临灭亡之际出现的一种类同直百鹅眼钱的小钱，但从我们推定的新庙茅草武钢球团矿厂M2的年代判断，这种“直一”小钱应当是铸行于蜀汉中期(孙吴赤乌年问)的铸币。 　　 　　4.“太平百钱”、“太平百金”、“定平一百”的流通年代与铸主 　　 　　在《三国志》、《晋书》等史籍中，未见有关“太平百钱”、“太平百金”与“定平一百”的记载；而考古发现的“太平百钱”、“太平百金”钱文有篆、隶二体，种类繁多。关于“太平百钱”，有学者根据对文献材料的研究，认为“就文字制作判之，其为吴主孙权最初所铸无疑”；有学者认为是会稽王孙亮所铸，并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年号钱由此开始；有学者认为是晋初蜀铸铜钱，如丁福保先生在《历代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