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青花问题略答许明王荣增先生.docVIP

关于元青花问题略答许明王荣增先生 　　 　　2003年九期的《艺术市场》杂志，刊登了对我的访谈稿，记者是一位老朋友，因此谈话是很轻松的。《中国文物报》2004年1月21日刊登许明先生《关于元青花的收藏及鉴定问题》，是报2004年2月25日刊登王荣增先生《至正型器的时限与绘饰等问题》，等两篇大作（王荣增先生提及他2003年12月大作《“至正型器”与“元青花”的若干问题》，恕我尚未拜读），其中，比较集中地指出和“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本人的“错误”。我很开心，没有想到，约千字的访谈引起了同好如此关注。 　　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本人以叶佩兰先生为榜样，做大量的资料卡片，不久将以数万字规模作比较全面地回答。面对接连的质问，我分简略地再谈几点，顺便恳请先生们尽量少用“错误”、“妄断”、“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彻底的否定”……这类字眼，我谈到的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丁点让大家再深入全面考虑的角度，先生们应当高兴才是（起码我抛砖，引出偌大两块玉嘛），我不理解两位先生为何弄出这么大的火气，这于先生们的形象无益。 　　 　　略谈“至正型” 　　 　　“至正型”指的是什么？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中国青花瓷器手工业制作。“至正型”有绝对的“标型器”和相对一致的工艺造型标准。绝对的“标型器”是什么？是自身带有明确年款的“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象耳瓶”（属于常识，恕不多言）。如有一批瓷器从产地、工艺、器型、胎釉、彩料、纹样，等等方面逼近绝对的“标型器”，就造成了“至正型”的相对一致的工艺造型标准，这个标准是个综合概念，同好们不会不熟悉。 　　考古学、文物学要求“标型器”越精确越好，那件“青花云龙象耳瓶”精确到了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真是绝好的标本。正因为“标型器”的精确，所以作为手工业产品，相对一致的工艺造型标准是可以“上推下移”的，这在中国青铜器、玉器、杂项文物，乃至书画，都可以看到这一规律。本文不讨论上推。至正十二、三年，红巾军势力已经达到江西；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部将邓愈“克浮梁”；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称吴王；至正二十八年即为洪武元年；洪武三年元顺帝薨，直至洪武十四年徐达还出塞击元；北京元大都和义门上的元纪年标语，两位先生还记得吧。那么，至正十一年后一、二年到十余年，“至正型”的工艺就截然消失了？这种工艺不可能截然消失，表现为“至正型”由至正十一年“标型器”出发的时间上的下移，而此时景德镇的产品再冠以“元”，不太妥当。 　　“上推下移”当然要有一个范围或称幅度，但文物大多是有强烈传承性的手工业产物，那么“标型器”和相对一致的工艺造型标准及其范围或幅度，是会有先源，也会有后继的。假设“至正型”的相对一致的工艺造型标准为D阶段，它之前一定有个C阶段，它之后一定有个E阶段，这不难理解吧。让人们费脑筋过细分析的，是C-D阶段之间，D-E阶段之间，在文物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些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工艺特征。那么，现在人们比较公认的“洪武青花”，即表现为继“至正型”之后，“永乐青花”之前的D-E阶段之间的过渡性质。这就导致一个意见：三十余年“洪武（可考虑从邓愈“克浮梁”或朱元璋称吴王起）瓷器”，可以再细分早晚，早期带有元后期工艺特征，在青花上是“至正型”的继续，晚期则是目前人们比较公认的“洪武青花”。 　　 　　略谈“元青花” 　　 　　这个问题因为“元”字，就有了强烈的限定性。“至正型”绝对“标型器”为元青花中的极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元青花”之中一定有非“至正型”的存在。即使不谈“至正型”成熟之前“元青花”不能够算做“至正型”。还例如，非景德镇生产的“元青花”，即便受“至正型”的影响，是否算做“至正型”？再例如，景德镇生产的“元青花”小件器，用料较次，装饰简率，是否算做“至正型”？ 　　“唐三彩”“辽三彩”等命名，与“元青花”命名，在命名思路和方式上有共性，是不错的。只是要认识到两点：一，“元青花”中包含了景德镇生产的在元统治时期的“至正型”和“非至正型” 青花瓷器，包含了不是在景德镇生产的在元统治时期的模仿“至正型”或“非至正型” 青花瓷器；二，“元青花”不应包含不在元统治时期生产的青花瓷器。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共识，即：“元青花”和“至正型”是不完全同一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既有重叠的内容，也有错开有别之处。让“元青花”和“至正型”等同而视，至少是过时了的看法。 　　王荣增先生指责周某以“个人所倾向的在概念上以“至正器型”取代“元青花”。然而，无论在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不可取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以“至正器型”取代“元青花”，相反我对“元青花”学研充满兴趣。我认为“至正型青花”的提法相对比较科学，是指元代青花瓷器的分期、分型工作有待深入，明“洪武青花”的是否再细分期应当讨论，在这种情形下，“至正型青花”研究比较透彻，概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