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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彩写意 　　编者按：本刊2006年第8期刊发了张士增先生的《重彩写意画论》一文后，一些读者致电本刊，希望张士增先生能就“重彩写意”这一话题谈论得更为详尽一些。为此，本刊约请西沐先生访谈了张士增先生，张先生就这一话题归纳了自己的看法，现特刊此文，以飨读者。 　　 　　西沐(以下简称西)：如果认真考察，我们会发现，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家都是学者型画家。例如，明清以后至现代，大写意画派的宗师徐渭曾经是大诗人、文学家、剧作家；近代的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等都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齐白石的画论深入浅出，其实也是一位非常善于理论思考的实践家。您被称为学者型画家，您怎样认为? 　　张士增(以下简称张)：当一个真正的学者型画家，是我的追求。 　　中国画艺术从根本上讲，不是一个技法问题，而是一门学问。所以，对一个画家的要求，从根本上也不是看他是否技法高超，而是看他本人是否有学问上的高度和深度，看他的作品是否有学问上的讲究。因此，一些退休的老人，自娱自乐，学几笔字画，掌握了一些中国画技法，他们不能算是画家；一些以书画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掌握了一些中国画的技法，甚至有的还很熟练，批量制造作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还以此发家致富，这也算不上画家。中国画艺术的继承和发展靠不得这些人，靠的还是那些把中国画艺术当作一门学问来学习、当作一个艺术课题来研究、当作一种艺术形式来创造的真正的画家们，这种画家就是学者型画家。 　　就我个人体会，画家的艺术历程都有一个规律。开始是学习、掌握技法，后来是做学问，越到后来越觉得学问重要，到了你忽略或忘却了技法问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古代画论上讲的“无法之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可惜的是，大多数画家一辈子还停留在讲求技法的阶段，他们就吃亏在学问方面跟不上。所以，他们只能做小画家、平常的画家、一般意义上的画家，而做不了大画家，做不了对中国画发展史有贡献的画家。这一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学者型画家对于当前的中国画界还有另外一层意义。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商业化过。艺术创作和艺术品一经商业化，就附加了许多商业和市场的成分。一方面，真正高水平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能够得到商业和市场的认可；而另一方面，虚假的、低水平的画家和作品通过商业和市场的人为运作，也可以欺人耳目，盛行一时。但艺术创作和艺术品市场从总体上来讲是合理的，从历史上来讲是公平的。学者型画家们应该以自己认真的创作和真实的艺术价值介入市场，拨乱反正，以正视听。学者型画家应该具有对艺术、对市场真诚的品质。 　　学者型画家有责任向社会提供严肃的、有学术意义的、高水平的创作作品。这些作品有助于提高收藏家和欣赏者的鉴赏水平，从而建立起创作和收藏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关系，并且确定高水平艺术品市场的合理价值。考察古今的学术产物，真正有收藏价值的，肯定是那些有高学术含量和艺术水平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持续升值的可能，才能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 　　西：您集画家和理论家于一身，请谈谈您的特别体会吧! 　　张：我1980年在中国美协《美术》杂志当编辑的时候，以美术理论家成名。但在这之前，我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画家了。我做理论家的优势是我懂画，我完全能够理解画家的创作实践。我的理论文章往往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提出的问题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所以，画家们读起来感到亲切。我决不会想当然地对画家们指手画脚，或讲些空洞无物、莫名其妙的外行话。例如，我曾经详细地研究了中国花鸟画的历史，还具体研究过近现代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崔子范等几位花鸟画大师的艺术道路，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我对近现代中国花鸟画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都有比较详细和深入的认知。这给我今天创立重彩写意观念和创作自己风格的花鸟画，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我做美术理论家不但没有脱离美术实践，反而有了更理性的思考和更开阔的视野，为我自己今后的美术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以我自己曾经成功地做过理论家而感到幸运和骄傲，否则，我不会有今天这样作为画家的成就。但是，理论家的逻辑思维和画家的形象思维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们思考的重点和面临的任务也有很大区别。理论家偏重理论层面的推演和对美术实践抽象的总结；而画家则更多地考虑理论对实践的具体作用和理论思考的可操作性。所以，理论家和画家也是一对矛盾。我必须懂得和学会理论家和画家两种思维方式，并在我的绘画实践中将它们统一起来，使之对我的创作实践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我的确尝到了这个甜头。在自己创作的不同时间和阶段，我轮换和侧重使用理论家和画家不同的思维方式。例如，在创作的实践阶段，我主要采用画家的思维方式，画一个阶段后再换成理论家的思维方式对前一阶段的实践进行思考和总结。当思想上明确了许多问题后，再投入创作实践。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