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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文化责任 　　“七七”事变后，日本加速侵略中国步伐，大片国土沦陷敌手，无数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到空前蹂躏与破坏。值此关键时刻，国民政府教育部接受留法归来的著名雕塑艺术家王子云的建议，于1940年6月正式组建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因该团主要考察工作集中于西北地区，故又称“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或“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并训令该团迅速开赴西北，抢救收集这一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各种古代艺术文物资料，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事的侵袭与破坏。12月，经短期培训后，考察团一行八人在团长王子云的率领下离开重庆，抵达西安，开始了紧张有序的考察工作。 　　 　　关于考察工作的目的、意义以及方针、计划，王子云、何正璜等人在考察结束后编纂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中写道：“西北各省为我四千年民族文化之发祥地，文物蕴藏至为丰富。唯迄今吾人所得而见者，除多数遗址故迹外，仅有少数之石刻物存在。诚以石刻可以保存永久，即埋没土中历若干年代仍可为后世所发现，以中国之历史悠久，各代变乱相接，其他史迹遗物最易湮没、毁灭，唯雕刻作品历久而益彰。且中国文化，发达最早，佛教及一般造像，汉、魏、隋、唐各臻绝境，其存留于今日者亦美不胜收。” 故本团应“负有阐发西北文物，表彰固有文化之使命”，“尽量以不同方式加以采集，或写生、或摄影、或拓、或模铸，务使各种优美之古代珍遗毫无遗憾地呈现于国人面前”，藉以“考证各时代之史迹及社会生活……表彰我国固有之优美文化，俾由此以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从1940年12月至1945年初，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考察团先后与西京筹备委员会及相关省、区的政府机构密切合作，冒着日寇飞机的轰炸袭扰，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五省的大部分地区，行程逾十万里，进行了一系列科学严谨的考察、研究工作，并相应实施了力所能及的征集、收藏以及保护工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考察团对西北地区艺术文物的征集、收藏，常常与该团的整体调查、发现以及摄影、测量、临摹、模铸等工作联系在一起，且主要集中在艺术文物资源相对丰富的西安、洛阳、南阳、兰州、张掖、武威、安西、敦煌等地，尤以西安（含西安周围的部分关中地区）地区最为引人瞩目。西安地区的艺术文物考察工作庞杂繁复，大体可分为私家所藏艺术文物、古玩碑帖商存储艺术文物、西安城内外流散艺术文物的调查、征集以及保护等三部分。 　　众所周知，作为周秦汉唐故都，西安地区遗存有丰富的艺术文物资源，至晚从清代乾、嘉开始，就已普遍引起官僚显宦、金石学者、外国探险家以及形形色色古玩碑帖商人的瞩目，嗜古之风弥漫三辅。至民国30年（1941年）前后，丛集于西安的古玩碑帖商铺竟多达50余家，较有实力的收藏家至少有一百余人，所藏各代艺术文物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根据何正璜《西北考察日记》及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等资料记载，从1941年1月至1942年2月，先后由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等考察团同仁陆续对西安城内著名收藏家阎甘园、柯莘农、薛定夫、王典章、花某等人的藏品进行了调查、登记以及资料拍摄，对其中部分文物还进行了临摹、模铸及收购。在号称“长安古玩魁首”的阎甘园府第，所存三代以下铜器、玉器、瓦当、造像以及书画、雕塑等至精艺术文物千余件。考察团多次对其进行专门考察，先后获得大量珍贵照片及文字资料。长期在陕西省教育厅担任保护文物要职的柯莘农重在收藏雕塑艺术文物，所藏关中汉墓出土釉陶犬，高约20厘米，完好无损，刚劲挺拔，为汉代雕刻艺术珍品，此犬也由何正璜、姚继勋等人登记、摄影，录入考察团编著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中。被誉为“关中金石耆宿”的薛定夫精通古文物鉴定，著有专门记述收藏、鉴赏古钱币经历的《金化经》一书，所藏秦汉瓦当与明清书画亦不乏精品。时在陕西民众教育馆任职的花某收藏宏富，精于鉴赏，曾游历敦煌、安西等河西重镇，获有清末敦煌石窟所出魏、唐经卷及其他善本、书画，为民国西安公职人员收藏艺术文物之佼佼者。他们的珍贵藏品都成为《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之重要资料来源。 　　对于西安城古玩碑帖商存储艺术文物之调查、征集，主要由王子云、何正璜等人负责进行，考察对象主要为陶俑、瓦当以及具有装饰图案的汉、唐石刻拓本等物。其中在古庆轩、古秀轩、九鼎斋等古玩店购买的秦汉瓦当与汉代陶俑，在翰墨堂、宝经堂、博古堂等碑帖店所购买的《北魏姚伯多造像碑》《北周建德元年（572年）马仁造像碑》以及《唐大智禅师碑》碑侧图案拓本等艺术文物，后曾频繁出现于考察团举办的各次展览，并相继为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秦汉瓦当艺术》《中国雕塑艺术史》等所引用。 　　涉及西安城内外流散艺术文物的调查、保护以及资料收集更为繁复。如1941年2月考察团在西安西郊崇圣寺遗址东侧草丛中曾发现8座唐石刻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