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突围：电视剧《金婚》的另一种解读.docVIP

困境与突围：电视剧《金婚》的另一种解读 　　[摘要]电视剧《金婚》折射了生存的四大困境，即基本物质生存困境、婚恋情感困境、人际关系困境、事业困境。此为人世间生存真相的缩影，与观众发生强烈共鸣。《金婚》的魅力恰恰在于受困者能以韧性生存学的姿态超越这些困境，走向成功，获得安宁。该剧呈现了一系列社会学命题，昭示了普通人的生存之道，富有终极意义。 　　[关键词]《金婚》；困境；突围；韧性生存 　　 　　2007年，中国内地电视剧行业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品，无论收视，还是口碑，都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狂潮。《金婚》便是其中一部。该剧从2007年底的全国飘红与火爆(9月13日北京电视台首播)一直持续到2008年春(如安徽卫视于2008年初，下午和晚上的黄金时段反复播出《金婚》，连续4集以上播放)，可算是又一次赚足了观众的眼泪。笔者认为，电视剧《金婚》的热看、耐看，除了演员们的精湛表演外，就剧本而言还应当有着更为深刻、独特而普遍的内容。它之所以耐看，之所以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共鸣，那正是因为该剧所折射出的景象恰恰暗合了我们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和老百姓找到了通感”，既有肉体上、生理上的疼痛折磨，也有心理上、精神上的围困受难，更有现世人生集体无意识中的悲苦效应。这一切，都汇成了一股持久的生存困境意识流，逼近并渗透到普通个体的内心深处，产生共鸣，辛酸，痛哭，流泪，欲罢不能。如学者言：“《金婚》碰触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命题，《金婚》不光是让观众在电视剧里找着自己，辨认出自己的影子，更让观众在和这个作品的对话当中来反思生存的根本。”纵观电视剧《金婚》，可以发现个体“生存的根本”存在着四大困境：即基本物质生存困境、婚恋情感困境、人际关系困境、事业困境。这四大困境可谓是《金婚》50年里主人公们陆续遭遇的生存难题，它高度概括与浓缩了人世间的生存真相，逼进了受众者的内心深处。 　　 　　一、基本物质生存困境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个人首先要满足的就是衣食住行，然后才是其他精神层面的东西。在电视剧《金婚》里，主人公们一开始就陷入了衣食住行的困境中。 　　首先是住房难。因为房小床小，文丽第一次怀孕时，佟志就去过集体宿舍住宿。到了1960年是他们结婚第五年，还是因为房子小，佟志只好搬出去住，文丽和婆婆同居一室，导致婆媳关系紧张。到了1969年他们结婚的第十四年，佟志父亲去世，文丽主动提议将婆婆接到北京同住。婆婆卧室与儿子卧室一墙之隔，因为房间小隔音效果差，造成夫妻生活很不方便，不仅闹出尴尬，也使得婆媳矛盾升温。假若住房环境宽松，婆媳矛盾升温也会慢些，都是小屋惹的祸。 　　其次是衣食不足，1961年，正是困难年代，一碗米饭，夫妻舍不得吃，结果放馊了被燕妮偷吃，差点造成燕妮中毒，夫妻为此吵架。小燕妮在幼儿园，因为鞋子破旧经常受到小朋友嘲笑，文丽也是难过。1962年，文丽再次怀孕，因为饥饿，身体非常虚弱，患上子痫症，差点难产而死。孩子多了，经济更加困难。到了1963年，家庭开支已经入不敷出，上半月吃肉，下半月吃咸菜，甚至要向人借钱。为此夫妻也闹出不少矛盾。1964年文丽又生下女儿多多，佟志为多得一个月粮票，将多多生日改前了一个月。此背景也为后来多多顶撞父母埋下伏笔。再加上二女儿南方生病，婆婆来信要钱，大庄借钱给佟志，导致庄嫂文丽吵架，两家反目。 　　这就是那个岁月的真实写照，因为主客观原因，佟志文丽一家生活陷入窘境，狼狈不堪。可以说，《金婚》里这种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困境，既具有特定的时代历史印痕，也富有当代意义和启示。目前社会，虽然孩子少了，但投资多了，需要赡养的老人也多了，住房也是个社会难题。至于温饱问题。目前中国也并非全部解决。 　　 　　二、婚恋情感困境 　　 　　可以说，婚恋与情感纠葛是该剧的最大看点和卖点。钱钟书的《围城》曾道出了婚姻的一些实质。《金婚》也不例外，甚至触及面还要深广。 　　该剧伊始文丽就说了句台词：“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这似乎是句预言，一下子就点出了《金婚》的婚恋困境命题。当然，这个困境不止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成功的，同样，没有“性”的婚姻更是失败的，也是不道德的。这两种情况在《金婚》里十分鲜明的被凸现出来。 　　首先是情困。这典型地体现在剧中人物大庄、庄嫂、梅梅以及佟志、文丽、李天娇等人身上。大庄和梅梅互相倾慕但不能结合，因为大庄必须与童养媳(即庄嫂)结婚。但有了婚姻，却没有情爱，有的只是庄嫂的嫁鸡随鸡观念和大庄的一份脆弱的家庭责任而已。大庄时不时约会梅梅，惹得矛盾重重。至于梅梅，一生未嫁，表面看似洒脱，个中滋味有谁知。这三人的情爱困境在过去的岁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笔者曾私下戏称佟志与文丽的冷战是“一个帽子引起的家庭战争”。这就引出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