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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开的“清官”情结
[摘要]元杂剧中思想内涵最丰富、最震撼人心的是塑造惩恶扬善、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公案戏。在这些清官身上,融入了普通老百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传统理想,体现了他们“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期盼,表现出一种解不开的“清官情结”。
[关键词]元杂剧;公案戏;清官情结;文化渊源
元杂剧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到元代的产物,也是作为综合性艺术的古代戏曲发展到元代的产物。与古代文艺的历史演进及元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相联系,元杂剧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元杂剧不是庙堂文学、贵族文学,而是不折不扣的大众文学、平民文学。作为一种以“俗”为标记的崭新文艺形式,元杂剧伴随着蒙元统一帝国的建立而迅速繁盛,并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诗文支配文坛的沉滞局面,宣告了以戏曲、小说为主导文学新纪元的开始。元杂剧中思想内涵最丰富、最震撼人心的是惩恶扬善、为民请命、清官断狱的公案戏,剧中宣泄的被压迫者难以遏制的反抗情绪和元杂剧作家的愤世嫉俗、代民立言、为民请命的强烈愿望,以及所塑造的惩恶扬善的清官艺术形象,表现出几百年来广大人民朴素的扯不断理还乱的清官情结。
一、“清官”情结的历史文化渊源
“清”乃是传统中国有关官吏的一种政治品格和道德准则,史书多有记载。《尚书?尧典》说:“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易?豫》讲:“圣人以顺助,则刑罚清而民服。”孔子认为君子“不因财物累心”,更把“清”看作一种令人景仰的崇高德性。《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有这样一段对话:
桓公问置吏于管仲,管仲日:“辩察于辞,清洁于货,习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请立以为大理。”
而“清洁于货”,是指“不贪污财货也”。由此可见,那时,“清”已是一种政治伦理和职业道德。真正成为传统中国官方和民间品评官吏职业道德标准之一的所谓“清官”,则是一个比较晚起的概念。后蜀皇帝孟昶撰写的《诫谕辞》:“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算是最早规范为官之道、明确清官内涵的文献。到了宋代,“清”已是官吏必须重视的基本政治准则。清官意识的流行,约在13世纪。据说,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吏治腐败,率先把后蜀皇帝孟昶所撰“诫谕辞”中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勒石树于衙门,作为官箴。此诗在当时衙门里,都有勒石树碑,可见流传之广。由此也可推测,老百姓对此诗也是有所耳闻的。宋代亦有“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的俗话,即指包公的“刚正不阿”的品格。据《宋史?包拯传》的记载,包公性峭直,恶苛刻,务敦厚,甚嫉恶,尚忠恕,不苟合;平素廉洁,衣服、器用、饮食一如布衣百姓;曾定下家规:“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这是有关清官较完备的记载。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在《薛明府去思口号》中写道:“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此诗可以看作清官意识流行的一个重要象征。作为一种艺术形象的清官是在元代才初露端倪,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说:“做官的要了钱便糊涂,不要钱方清正”,“包待制为官尽忠报国,激浊扬清;如今朝里朝外,权豪势要之家,闻待制大名,谁不惊惧?诚哉,所谓古之直臣也!”《合同文字》说:包公“清耿耿水一似,明朗朗镜不如。”《留鞋记》说:“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传奇《珍珠记》讲:“包文拯明如镜,清如水,不受人私,不怕权贵。”剧作家们借助于具体的戏剧情节和唱词,刻画出栩栩入生的包公这一清官艺术形象,把传统的清官文化艺术化、形象化,进而形成一种浓烈的清官情结。
二、“清官”情结的社会文化渊源
1.时代的呼唤。
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只能发生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文学表现对象的选择,文学作品的构筑方式,文学的时代风格,都无不受到当时现实生活的影响和制约。杂剧是元代作家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文学实践活动,而元代杂剧中公案戏的繁荣,清官形象的深入人心,也是当时独特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些公案戏中,清官们的所作所为、思想性格、行为特征,就明显地沾染上了元代社会的特征。
因为元代社会是一个需要清官,而又很少出现清官的时代。特别在元代一统之初,战乱初定,社会处在十分动乱的环境之中。元朝统治者虽然在征服异族的过程中逐步汉化,在部分领域中推行了汉法,但他们还不能从根本上去理解汉文化的精髓,再加之一部分文化素质低下的蒙元贵族,他们多不知执笔画押,更不懂得办案程序,“视闾井民若虮虱,颐指气使,辄奔走不暇,稍迕其意,即系送于官”。只知道以胜利者的身份,贪赃枉法,巧取豪夺,造成了当时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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