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红帆》的红色叙事.docVIP

话剧《红帆》的红色叙事 　　众所周知,“红色”于中国而言,其能指已不再是单纯的美学和心理学上的意义,就像我们日常所面对的“红旗”、“红领巾”,其“红”已不再只是视觉色彩的表达,它已经具有很强的政治意指了。这种政治意指在生活中通常被明确化,如我们常说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它象征着少年先锋队要满腔热情投入革命事业,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在这里,“红色”的重要内涵便直指“革命”了。而在红色叙事的文艺作品中,“革命作为一种理念,在转化为行动并进而进入文字成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时候,叙事者所要做的是:必须把那些‘革命’的标志性的事件、情景与话语宣讲,不失时机地搬上历史的舞台,并且还要把这些情景充分地加以‘神圣化’,以强化对革命的合法性质的阐述以及对受众的幸福承诺。”(张清华、王凡峰:《“演讲”话语之于革命叙事――当代红色叙事》,《文艺争鸣》2002年,第3期)可见,红色叙事通常是通过艺术作品,传达革命理想与革命激情,以此来感染、启迪、指引人们的价值观。在这里,红色叙事的故事情节建构一般是这样:某(些)人走进革命→去个人化→走向成熟→完成革命任务(或用生命呼唤后来者完成革命任务),以谱就一曲英雄的战歌。在这个建构里,《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等作品就是很好的典范。而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文工团在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上演出的话剧《红帆》则是当下红色叙事的一个艺术代表。 　　 一、《红帆》在建构故事、设置人物、表达内涵等方面彰显了红色叙事的追求。 　　《红帆》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之时,它讲述了四野某部“猛虎团”的将士们收复海南岛的故事。何营长等战士在革命即将全面胜利的前夕,眼看着就可以与亲人一起过上和平宁静的小日子了,面对着拼死一搏的敌人,面对着一时无法适应的海战,有了“死了不划算”的想法,于是,这个所向披靡的“猛虎团”遭到了内心和外在的双重压力,在生与死、奋斗与享乐的考验面前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最后,在革命与大局的感召下,猛虎团的官兵凭着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摒弃小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的战场,完成了革命任务,谱就了一曲英雄的战歌。 　　这种故事情节的展现方式,正是红色叙事的经典表达方式:通过某个人或者某些人走进革命,随后去除他/他们的个人化倾向而融入革命集体,与此同时,他/他们走向成熟,最终,要么完成革命任务,要么用生命呼唤后来者完成革命任务,以此来谱写出一曲英雄的战歌。 　　和所有红色叙事中的人物安排一样,《红帆》里也有一些需要改造需要成长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出场时还没达到革命的理想高度,只有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随着灵与肉的考验,在同志的帮助下,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成长与成熟,到最后他们才成为完美的革命典范。当然,通常这样的人物就是剧中主角,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红帆》中“猛虎团”尖刀营营长何琼生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敢打敢干,但由于大陆解放,也产生了“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念头,有了“这仗打到家门口了,新中国也成立了,死了不划算”的想法。这种想法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来说,开这种思想小差无疑是致命的。在红色叙事中,像这类人,他们的出路几乎从来就只有一条,那就是被改造。当然,没有任何悬念,何营长改造成功,为了表明改造成功的彻底性,何营长甚至连阔别自己多年的妻子也隔墙不见,最终,用他的生命完成了对“英雄”的书写。 　　当然,比起只是思想开小差的何营长来说,那些已经误入歧途走得更远的战士是更需要改造的。如果说上一类的人在思想上开小差还有一些合情合理的理由,比如《红帆》中何营长想念自己的妻子,比如《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要报家仇以雪私恨,那么后一类人则在道德、法律上已经不能为大众接受了。和《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三班长陈喜一样,从“猛虎团”副团长转业到地方当上副县长的樊刚在糖衣炮弹面前出现了追求“新生活”的苗头。比陈喜更过分的是,樊刚不仅衣服口袋盖上插三只钢笔(其中一只只是一个笔帽)讲时髦,还抛弃了和他一起革命的妻子,在当地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从一个革命干部堕落到触犯道德底线的人,通常结果只有两个:一是越走越远,最后成为革命的敌人,被干掉,一般是被敌方干掉;另一个结果是被改造,以牺牲来重新树立起他的革命形象,于是,编导安排樊刚在率众攻打海南岛的时候,以身殉职。 　　和所有红色故事类似,政委(在其他很多作品里面职务或称呼不一样,但职责大致相当,基本上都是以党的代表出现)作为一个崇高的典范来引导或改写那些思想波动或者“误入歧途”的同志。由于他的指引,那些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人最终完成从思想到行动的成长。这是他的使命,也是既定的叙事谋略。在《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是他将吴琼花引向革命,抛弃小我,从一个只认家仇的女奴成长为一个顾全大局的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