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彼岸痛苦的跋涉.docVIP

理想的彼岸痛苦的跋涉 　　在没有看到《含泪活着》这部影片之前,张丽玲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前不久,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之下看了这部影片,这才知道了张丽玲这个名字。《含泪活着》成为我试图进一步去感受和了解张丽玲纪录片的动力。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电影尤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依据学界的说法,无论从导演的年龄结构,还是从影片的题材、美学追求上看,张丽玲均属中国第六代导演中的一员。有所不同的是,第六代导演虽大多导演过纪录片,但更多的是他们把精力投入到故事片中来。而张丽玲不同,她始终执著于纪录片的创作。这与她日本留学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是她成功的开始,在日留学的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是她的电影艺术的创作源泉。当年,她怀揣着那一代中国青年共有的理想,只身来到日本求学。在异国的土地上,经历了第一次的文化激荡,也见识了和她一样在异国辛苦生存却永不放弃的同胞们的勇气和决心。她意识到,这一代留学生有太多理由值得人们了解、认识和铭记。这成为她拍摄纪录片的根本动力。张丽玲曾说:“拍摄下来这些人,就等于拍下了自己,记录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于是我就决定跟拍这些人。”这个决心一下,她用微薄的薪水买来了一部小型的索尼摄像机,就这样开始了并不专业、没有赞助、没有支持,却足够坚持的拍摄纪录片的生活。这一拍就是10年。她在1999年底制作完成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在中国和日本分别播出,掀起了一场热潮,人们将这次热潮命名为“罕见的感动大潮”。著名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赏”授予了张丽玲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企划奖两项大奖。这是该奖有史以来首次在电视领域向华人授奖。随后几年,富士电视台先后又播出了她的系列纪录片《年轻人》《我的太阳》《来自中国的瑰宝》和《含泪活着》,均获得了好评。 　　理想的彼岸:《含泪活着》的审美追求 　　中国的“先锋电影”具有“纪录片风格”“街头现实主义即兴创作”等美学特征。《含泪活着》作为一部纯粹的纪录片,将这三种美学特征融为一炉。《含泪活着》本是一部纪录片,所以其“纪录片风格”不言而喻;所谓“街头现实主义”是指从最贴近人物生活的环境取材,不加任何情节化、风格化和操纵性的过滤,直接向观众呈现现实。《含泪活着》处处呈现的是生活的真实,没有丝毫艺术加工的痕迹,观众所看到的是丁尚彪一家人本真的生存状态。丁尚彪小心翼翼,整天生活在可能被拘留的阴影下,还要抓紧时间打工,有时每天奔波于三个地方打工。从大楼清扫工到建筑工地工人,从塑料制品车间工人到餐厅厨师,丁尚彪在又脏又累的工作中度日。他在东京各区奔波,风雨无阻,披星戴月,有时甚至不眠不休,而住的却是破旧板房,连基本的洗澡设施也没有;因为是“街头现实主义”的,所以,影片处处显示出“即兴创作”的痕迹。当然,追求这样的美学风格,都是因为所面对的人物是“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张丽玲在作品中,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都给予了人性化的关照。之所以把丁尚彪们归为“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是因为他们在异国他乡没有家庭的温暖,甚至没有人身的自由,但他们还是坚强地“含泪活着”。 　　即使影片是“纪录”式的,纪录的是生活的原本状态,但是,把握生活的细节依然是该影片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既然是一部影片,它就必然有很多取舍,有很多面要舍去,有很多生活的“点”需要把握住。老丁与女儿分别8年后在日暮里站台相聚,再过5年后和妻子还是在日暮里站台相聚,并且,老丁与女儿和妻子在不同时间分别在成田车站分别。因此,日暮里站和成田站成为了影片中重要的两个“点”。在这两个点上,影片对情节的纪录分别运用了远景、近景、特写、广角、交叉等等摄像艺术,使这些烘托主题的“点”更有了立体感,更有了视觉的冲击力。送别妻子时,老丁站在成田站的站台上向妻子张望,孤苦和无奈的表情令人潸然泪下,而在车厢里的妻子一直静静地坐在座位上,面对镜头抑或是面对分别的瞬间,她没有勇气直面13年才相逢又匆匆分别的站在车窗外的爱人。当列车驱动的瞬间,她才侧过脸向车窗外的丈夫挥挥手。 　　丁尚彪离开上海时是35岁,再回到上海时已年届50。整整15年,这个三口之家含泪生活着。丈夫在东京含辛茹苦,妻子在上海的服装厂坚持劳作,为女儿节衣缩食,是什么力量让丁尚彪坚持下来,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家庭能够坚持下来?让女儿到外国留学,圆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这是老丁夫妻生命中的灯塔,是理想的彼岸,那里有他们生活的全部希望。 　　老丁离开上海的时候,女儿还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当他们在东京的日暮里站相逢的时候,女儿已是美国医科大学的学生。相隔8年的父女在异国他乡相见,该是怎样一个情景?观众必然有很多的审美期待。然而,我们没有看到父女相拥而泣的场景,父亲拍拍女儿的肩膀,感慨于女儿的身高,还因为女儿的“白头发”发出疑问……这也许让很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