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中国碑帖收藏.docVIP

近代日本的中国碑帖收藏 　　贾　梅/译 　　 　　 　　在奈良、镰仓和江户时代，很多中国文物流入日本，使日本的文化繁荣起来，在书法方面尤为显著。 　　奈良时代（710～794年）传入了王羲之的书法摹本，镰仓时代（1192～1336年）传入了宋代黄庭坚和苏东坡等的书法拓本，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8年）传入了元、明诸家的法帖，而近代日本书坛受中国影响更大。下面从碑帖方面简单回顾一下明治（1868～1912年）、大正（1912～1926年）和昭和（1926～1989年）时代日本书坛的动向。 　　明治初期对日本书坛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杨守敬。杨守敬作为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从明治十三年（1881年）至十七年在日本逗留了5年。当时被认为是日本书坛重镇的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等人都曾登门向他讨教。鸣鹤所著的《学书经历谈》中曾这样写道：“明治十二三年间，中国金石学家杨守敬作为清朝公使随员来到日本，此人长于历代碑帖研究，通晓书法，富于收藏，他带来从周至元的历代碑帖一万二三千件，而以往流入日本的中国碑帖不足其数的百分之一。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就逐一借之研读。在借阅过程中，我记录了每通碑的年代、字体、撰文和书写者以及碑石所在地等内容，然后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编纂了一万余条的碑帖目录，历时五年。至此，我对中国历代书法字体、风格的沿革洞然于心，过去的疑问大体都解决了。” 　　 　　鸣鹤等人惊羡于中国金石文字和法帖的多样性。鸣鹤对杨守敬提供的郑道昭云峰山全套拓本的双钩本作了修订，增加了目录，刻了诸家的考证，于明治十四年（1882年）四月出版了10册一套的《荧阳郑文公碑》。这是杨守敬来日本后第二年的事情。从该书的序和跋文中可窥见鸣鹤、一六等人对北碑的倾倒。 　　 　　明治末年，中林梧竹、前田默凤、北方心泉、日下部鸣鹤、秋山探渊、中村不折、河井筌庐等相继去了中国，与徐三庚、吴大、杨岘山、俞曲园等相过从。从当时书店的目录上也能看出受杨守敬影响而日本书坛崇尚金石碑帖的倾向。笔者家藏的一份明治四十四年七月的东京文求堂书店《碑碣法帖目录》登载有从石鼓文到青铜器拓片、秦代石刻、汉魏六朝及唐宋元碑刻以及《兰亭序》等各类法帖500多种。 　　 　　日俄战争后，日本进入列强行列，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而清朝在经历了19世纪后半叶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后，内忧外患日深。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在政变中，罗振玉与王国维一同亡命日本，住在京都，直到伪满洲国成立罗才回国。罗氏精通金石书画和碑帖之学，去日本时罗带了大量的碑帖，其中有很多宋拓、明拓的善本。一部分精品碑帖曾由大阪的油谷博文堂用珂罗版精印出版。例如《宋拓石鼓文》《宋拓启法寺碑》《初拓崔敬邕墓志》《明拓兴福寺残碑》《宋拓皇甫府君碑》《宋拓圣教序》《宋拓十七帖》《宋拓黄庭经》《宋拓兰亭序》《初拓王居士塔铭》等，据当时的广告说多为罗振玉的旧藏。当时“宋拓”“明拓”精品法帖的流入日本和出版是史无前例的，带给日本书法界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罗振玉旅居日本期间，曾将所藏书画、碑帖送给日本同行，但把前述曾由博文堂出版的《北宋拓皇甫府君碑》和《初拓王居士塔铭》一同带回了中国。前者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后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刊印；后者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后由文物出版社影印。但《明拓兴福寺断碑》等尚留在日本。 　　从明治末年直到大正、昭和年间，对碑帖大量、系统地收集和研究的有中村不折。据说明治二十八年中村到中国时就被碑帖的书法之美所倾倒。大正五年（1917年），在《书道及画道》杂志创刊号上，亡是公写了《不折君一家的碑帖》，文章云：“中村不折的碑帖与国分青的诗正好是一对。青被认为是书迷，不折就应被称为碑迷了。不折穿着粗布破衣，将卖字得到的钱全花在购买碑帖上。有时甚至为了购下一本碑帖，不惜卖掉自家带有石室的老宅……”不折的孔固亭里主要收藏的是金石拓本，从周代石鼓文到唐宋碑帖，以时代为序，主要的就有150余种。藏品中有许多宋拓、明拓名品，还有许多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收藏过的碑帖。昭和十二年（1938年）创刊的《书苑》杂志曾连载过《书道博物馆所藏法帖目录》和《书道博物馆藏金石拓本目录》，由此可见与大正五年相比，这时不折收藏的碑帖更丰富，珍品也更多了。清末端方所藏的号称天下仅存四本中最好一本的《汉代西岳华山庙碑宋拓长垣本》也到了不折手中。那些被载入目录的法帖、碑帖只是不折所藏的冰山一角。不折曾向明治以来兴起的书法杂志（法书会的《书苑》、三省堂的《书苑》《书艺》《谈书会志》《书道》《书之友》等）、旧版的平凡社《书道全集》、西东书房出版社的碑帖、雄山阁的法帖书论集等，提供过自己的藏品。他自己创办的“孔固亭真迹法帖出版社”曾影印过碑帖，他还创办了书法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