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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文坛的一道风景线 　　 最近，天津市作协召开了在津的三位青年作家：龙一、武歆、秦岭的作品（中短篇小说）研讨会。天津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张洪义、天津作协文学院院长肖克凡、创研室主任王爱英以及滕云、夏康达、张春生、黄桂元、卢翎、闫立飞等评论家与会，并对三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 　　龙一、武歆、秦岭均为60后作家，近年来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颇有成绩。中短篇小说是显示作家“现在时”的一种文体，这三位作家以不同的风格和创作手法，组成了津门文坛的新景观。龙一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尤其描写长征的作品很有特色，在传奇性中凸显心灵与历史的空间；选材宽泛的武歆，以其生活化的语言、机智内敛的叙事以及人性的深度表现，展现着外秀内厚的风格；秦岭则以农村题材见长，关注底层社会，以批判精神冲激着人的内心世界，带来一股粗粝的西北风。专家们认为，三位作家的创作沉实稳健，不跟风、不媚俗，代表着天津文学的希望。本报特地摘发研讨会部分发言，以飨读者。――编 者 　　 　　张春生（评论家、天津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写出历史的厚重和对风俗的刻画是龙一的创作特色。风俗在他的手中不是小说的调料，而是进入人物、历史和主题的必要手段，他通过风俗去渲染人物，因此这个历史更为鲜活。龙一写人物、风俗之后是对现代人的解读，写出了人的谋事求成。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龙一的作品是心智小说，并且善于使用素材，善于编织，在传奇性中凸显心灵、人性与历史空间。 　　武歆作品中的人物（如小学徒工等）视角似乎是稚嫩的，但其主要人物是在坎坷中走向成熟的人，实质上他的指向是对社会常态进行了独特分析。小说写的是普通人的某种独特性，小说中人物表现的稚嫩视角是在提倡并强化作品的内涵，这种稚嫩的本质是纯洁，而这种纯洁投射出了正义的裁判力量。这样的写法使人物非常深刻，对社会的揭示也能够进一步深入。武歆的笔触里有一种阴柔，但是读进小说去又折射出一种阳刚，这种刚柔结合、外秀内厚的做法是武歆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一种风格。 　　秦岭生于甘肃，大漠炼就了他的“孤烟直”的笔力。他的作品第一是角度小而巧，进而写出了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第二是鞭辟入里的深刻，使得他的小说有一股愤怒之气。第三是他的西北文风，使他的文字具有独特性和现代的风范。秦岭的人物命运总是喜中有悲、悲中有苦，描写着人生的不平，但这种不平体现了汉子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人的精神。 　　上述三位年轻作者的特点是题材广泛，各有自己的视角，这个视角将会成为天津小说创作的又一个新的开拓。 　　滕 云（评论家、原《天津日报》副总编辑）： 　　秦岭的《坡上的莓子红了没》是一篇抒情小说，有生命感受在里面。实际上抒情小说并不单纯，它的感情含量、厚度、宽度都是可以打开的。《莓子》如果在叙述语言上更黄土一些，可能更本色。《弃婴》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带有某种申诉性、求援性和控诉性，是流着苦涩的泪写的，惊心动魄。我看好这篇小说，是因为它不仅是单纯的控诉，写农民命运的这种艰难处境，在当前关注“三农”的背景下，还是申诉和求援为好，我比较赞同这种写法。 　　秦岭的《皇粮》最出色。《皇粮》触动我的不是农民的机智和狡猾，而是作品里与我过去所理解的不一样的生活气息，让我有启发的就是这种新民俗、新文化的气息。过去我们仅仅把生活气息理解为生活的味道，现在《皇粮》提供的生活气息含量更为丰富。秦岭的生活底子比老一代的西北作家有新的亮点，他拓宽了作品中生活的内容。 　　龙一的《长征食谱》，让我读到了一种想像性纪实的超强能力。想像性纪实就是想像力向纪实性的方向走，如果仅仅是老红军炊事员的纪实故事，那还不算什么，然而这篇小说却是虚构的，很独特的“我”的长征故事。在《长征二题》中，他用解构现场感的笔法来建构新的现场，他对英雄主义本身没有解构，他解构了历史现场，建构的是读者的心灵现场。他让读者回顾长征，是从今天的心灵来建立新的立场。 　　在《种金地》里写了人性与政治性这种错综的关系，让我读出了革命的资本也有某种原始积累。龙一的写作有某种卫风，或者说是卫派。《潜伏》和《种金地》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革命与个人命运的交错。过去写革命性和个人的关系往往变成冲突，在这篇作品里，革命与个人命运在形而上是交叉的，但在形而下是平行的。因此并没有形成冲突，也没有形成悲剧。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写作。 　　武歆的《火炉街》给我不少启示：他改变了我们对房改的一般性看法。作者从危改获得感受和灵感，但他的艺术构思却是过滤并解构了危改，重新建构了一种生活文本。他的中心是生活中间呈现的人，危改或者是房改在小说里面成了一个虚体，人才是实体。 　　夏康达（评论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秦岭的作品我是这样理解的：社会感相当强，风格也非常明显。秦岭的官场小说有一些小品化了。我认为，写中国的官场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