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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台湾本土电影中的后殖民元素 　　[摘要]《海角七号》在台湾连续上映超过3个月，票房屡创纪录，不但在岛内成为2008年度最具话题性的电影，更可谓台湾影坛近20年来的奇迹。这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电影，其内容从大框架到小细节都充满了后殖民色彩，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新浪潮以来本土电影的传统，却又更为精致并受到大众的欢迎，是研究台湾本土电影中后殖民元素的良好例子。 　　[关键词]《海角七号》；后殖民电影，台湾本土电影 　　 　　一、《海角七号》热潮与内容简介 　　 　　2008年在台湾岛内刮起观影旋风的本土电影《海角七号》，其制作成本耗资台币5000万元(约合人民币l100万元)，于8月22日正式在台湾上映。最早经由民众在网络上口耳相传以聚集人气；而后引起媒体关注并大肆报导此波风潮，也更加强了《海角七号》的热度，从政治人物、文艺界人士到普通百姓，进戏院看《海角七号》成了全民运动。上映3个月以来，全台票房已突破台币4.6亿元(约为1亿人民币)，不但成为台湾影史上最卖座的本土电影，如今也在香港与新加坡等华语区上映且获得不错的回响，影片中的背景音乐与拍摄景点还大大地带动了台湾音乐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堪称是台湾影坛近20年来的奇迹。 　　影片叙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结束了对台湾的统治，被遣返回国的日本籍男教师与他的台湾籍爱人就此天人永隔，男教师在船上写下了充满着悔恨与无奈的七封情书，并在封面标示着地址――“台湾恒春郡海角七番地”。但随着两人各自另组家庭，这七封情书始终没有寄出，直到男教师去世后，他的后人才将这些信件寄到台湾。然而经过这么多年，沧海已成桑田，当初称作“海角七号”的地址早就不复存在。另一条线则是六十多年后的现代，男主角阿嘉在台北的音乐圈奋斗了十几年，却仍闯不出个名堂。失意的他只好回到台湾最南端的恒春老家疗伤取暖，并因为继父的关系接下了在当地寄送邮件的工作，这些邮件中便有那来自日本，要寄到“海角七号”的邮包；同时，恒春当地的饭店欲举办活动以宣传自身品牌，经营方打算邀请知名日本歌手赴台表演，此举却被镇民代表会要求必须得用当地乐团负责演唱会的暖场表演，否则没戏。但恒春小镇原本并无乐团，当地年轻人大多离乡打拼事业，人才资源相当有限，要成立一个能拿上台面的乐团具有非常大的难度，镇民代表为了面子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临时在镇上征选了一批稍微会点乐器的杂牌军，硬是凑出了一个摇滚乐团，而较有音乐才华的阿嘉便被委以团长的重任，负责歌曲创作、乐团练习与最后的登台表演。 　　六十多年前在太平洋上的自白与现今南台湾小镇中的风波，这两条主线蒙太奇式的交互进行，并以七封情书作为跨越时空的连结。 　　 　　二、《海角七号》中的后殖民元素 　　 　　作为一部台湾本土电影，《海角七号》的后殖民印记并非是来自国际媒介霸权的意识形态宰制，也不仅仅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如今融入或隐藏在生活中的文化符号。而是更为直接的挑起后殖民时代对于过往殖民历史的回忆，这些精神上的印象、认知以及物质上的文件、资料，不论其影响是好是坏，如今都还深深地存续在台湾社会中。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中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于是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日本在台湾50年间的统治，直接地影响了两到三代的台湾人。据台前期，日本政府遭受台湾居民剧烈地反抗，爆发多次抗日活动，虽然都遭遇日本成功镇压，却也造成日本政府损失惨重。为了协助统治政策的实施，日本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警察制度。当时日本警察的执掌完全涵盖了一般台湾民众的生活，并且动辄粗暴恶劣地干预人民的日常生活。使得台湾人对于警察非常惧怕。到了后期，台湾人的反抗从武装行动转为较为平和的社会运动，争取民主与自治，此时日本也较为注重台湾人的认同，并针对台湾籍儿童实施义务教育。据统计数据显示：1915年以前，台湾籍儿童受教育比例不到10％，而在1920年便跃升至四分之一，到结束统治前的1944年竟高达71.3％。(资料来源：《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第1241页)可见在日本统治下的第二、第三代台湾人。大多受过完整的日本初等教育。也因此，警察与老师两种形象便构成台湾人的殖民记忆：警察代表了负面的、恐惧的符号，而老师则为正面的、友善的符号。 　　《海角七号》中以日籍老师写的信作为楔子，将正负二元对立的印象天平往温和、柔情的方向倾斜了，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身为战败国公民的老师，怯弱、无助的身影在大海上漂荡。他满怀罪恶感却不是来自于殖民者的占据，也不用承担战败的责任，只是怨恨自己无法信守对于爱人的承诺，既不能留在台湾，也无法让对方跟着自己回到日本，为此他几度潸然泪下。这原本就是大时代投射在个人身上的悲剧映照，相当合于台湾人偏好悲情的胃口。因为台湾本身的命运就是任凭历史洪流一再摆布、捉弄。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