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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见柴窑色,雨过天青时 　　在中国陶瓷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柴窑曾有那“雨过天青”的冰山一角，自宋至今在陶瓷研究的艰难探索的历程中，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由于柴窑存世量少，传世品类中很难见到，偶有发现，研究者也只能见到“一鳞半爪”，宋代就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古往今来，爱瓷者对柴窑瓷器梦寐以求，厚爱有加，如有碎片得之那真是赏心悦目，如获珍宝，将其镶为护心镜、墨床、盔头为玩好之物，更由于柴窑的窑址至今未被发现，笼罩在“柴窑”头上的雾水重重，即使是“器重飞难进”，也难以阻挡人们对其艰难的探索与梦想。为识“柴窑”的庐山真面目，研究中留下了“多少行人泪”。 　　 　　一、宋代人追寻“柴窑”的历程 　　 　　据文献记载“柴窑”是唐五代周世宗柴荣在位(公元954――959)时烧制的瓷器，当时柴宗的部下请示烧造什么样颜色的瓷器，柴世宗批示“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这句话是确定烧造柴窑瓷器颜色的主要依据和自古至今判断柴窑瓷器的主要标准，也是确定“柴窑”烧造年代的主要依据。在宋代最早把“柴窑”确定为“雨过天青”的人是欧阳修。他在《归田集》中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馨，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并强调说“谁见柴窑色，雨过天青时。”欧阳修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第，仁宗嘉?v二年(公元1057年)做知员举(主考官)，累官至枢密副使(枢密院是掌管全国军事的机构)，参知政事(副宰相)，其三代都由皇帝“赐爵受封”。欧阳修多才多艺，散文、诗、词等文学成就很高，弹琴技艺娴熟(见欧阳修《送扬真序》)，他退休后赋闲在家，研究瓷器，可以说欧阳修是宋代研究瓷器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二、明代人追寻“柴窑”的历程 　　 　　明初曹昭著《格古要论》，该书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8年)，全书分上、中、下卷13论，下卷“古窑论”专门叙述明以前各大名窑。但是《格古要论》未发现明初刊刻本，现存最早刻本是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8年)的夷门广牍本。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王佑增订， 名为《新增格古要论》。《格古要论》论古瓷物、铜器、字画、墨迹、碑帖、古砚、窑器、珍奇、漆器、锦绣、异木、异石等。《格古要论》说：“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曹昭认为柴窑出自北地， 其特点是“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这种认识因为没有实物证明，未免有些臆断，但这种表述对后世研究柴窑瓷器有许多启发和引导。而生活于明万历年间的张应文著(清秘藏》则开物证之先河。 《清秘藏》主要论古器物、绘画、丝绣、铜器、瓷器、印章、手工艺品等。书成后由其儿子张丑为之序。 《清秘藏》中说“论窑器， 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此必亲见， 故论之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 但差厚耳。 ”张应文大概是最早的“瓷片族”， 他认为对柴窑瓷器的特点要有亲自见到实物才能把握其“如是其真”，他亲见一片柴窑“残片”，颜色和光亮都符合柴窑器的特点，但没有“薄如纸”的特点。这是一种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 　　　三、清代人追寻“柴窑”的历程 　　 　　清代人研究柴窑，也是沿着论述和实证两条道路迫寻“柴窑”的。清入高士奇(公元1645年――1704年)在《宋均窑瓶歌注》中说：“近人得柴窑碎片，皆以装饰玩具，盖难得而可贵也。”王士桢号渔详(公元1643年――1711年)，著《香祖笔记》十二卷，他说：“贵人得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与?”他把“碧”色瓷看作柴窑器。清宫中柴窑器更是追捧的主要对象， 乾隆皇帝(公元1736年――1820年)有《咏柴窑如意瓷枕》：“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昔火积薪成。”桑引之等编著的《说陶》一书记载程村《柴窑考证》记云：“故言瓷，皆自柴、汝、官、哥、定始，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柴器则珍逾星凤矣，谚云，柴窑片瓦值干金，极言其难得可贵也。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沙泥为坯，足露黄土，滋润细媚，色异制精，为古来诸窑之冠，非后人所能伪也。”这些论述基本上是曹昭的《格古要论》和黄一正的《事物绀珠》论述的翻板，清人朱琰著《陶说》详尽地说明陶瓷制造的源流和事物制度，旁征博引，并以“按语”来阐述自己独到的看法，全书六卷，《陶说》云：“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