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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谁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谁是中国改革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或者说“主体”？在当下的文学中，这一基本的、重要的文学命题，竟变得模糊、暧昧起来。在层出不穷的长篇小说中，抢眼的人物形象是谁呢？是都市青年、官场官员，是商贾业主、金领白领……自然也有写工人、市民、农民、农民工的，但他们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是作家去同情、怜悯、启蒙的人物。正是在反思、表现历史的“主体形象”这一文学课题上，焦祖尧的长篇小说《飞狐》（作家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显示了独特的、崭新的风貌和价值。作品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叫飞狐岭的国营中型煤矿，如何由每况愈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艰难的探索和改革，转变为“股份合作”体制，使企业实现了转型，走出了困境。作者是一位具有现实主义传统和人文精神的作家，他没有为这样一场“壮阔”的变革，编织出一幕幕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活剧，而是依循生活的规律，展示了煤矿工人最日常的生活状态以及生活深层中不可遏止的变革潜流。他没有为这样一场“深刻”的变革，赋予新潮的、超前的思想意义，而是拂开现实的、理论的迷雾，紧紧抓住“煤矿的主人”这样一个既老且新的问题，不断地叩问、反思、表现，深入地、艺术地回答了当下时代已经被淡化和搅混了的重要课题。在晋北苦寒、荒凉的山沟里，飞狐岭矿是落后、渺小、可怜的，似乎已被市场经济大潮所遗忘。但这里正在上演着一场空前的、深刻的改革大剧，而大剧的“主角”正是那些最底层的“窑黑子”。他们改变了煤矿的命运，也使自己成为时代的新人。焦祖尧是饱蘸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激情去写这些煤矿工人的，使我们在眼花缭乱的长篇小说艺术世界中，看到了底层社会一幅逼真、鲜活、温情的社会人生画卷。 　　《飞狐》写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形形色色的人物，但始终回旋激荡着一个主旋律，那就是对“谁是煤矿的主人”、“是谁推动了企业的改革”这样一个核心问题的追根寻底和不断确认，最终重塑了煤矿工人这一历史主体的群体形象。飞狐岭矿1996年秋天的那场改革，即从国有的大一统体制转变为由工人入股（劳力和资金）的“股份合作”体制。从表面上看，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在副矿长余大中和副总工程师靳玉的谋划下，并得到市委书记何一民的坚定支持，才得以实现的。但从深层看，推动这场“革命”的，依然是广大的煤矿工人,“穷则思变”，走出困境、寻求生路已成为所有工人的集体意愿。从煤矿的管理层说，僵化、保守的体制已不足以应对市场经济社会，官僚、腐败现象已使干部与工人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工人们群体性的“冲击会场”、“大闹分房”等事件，显示了他们反抗陈腐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革命”精神。余大中、靳玉等的改革“新政”，正是代表了全体工人的意志，在他们的支持下，才得到胜利的。飞狐岭矿的改革是一个缩影，它反映了90年代中期企业改制的艰难和复杂，揭示了在这场变革中，工人付出的沉重代价、所起的决定作用以及他们创造的伟大实践。 　　再辉煌的历史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创造的。要写出真实、深厚的历史，必须把个体的人写活、写透。焦祖尧是一个继承了现实主义典型人物塑造方法的作家，格外注重人物性格和精神的刻画，擅长通过独特的细节强化人物形象，这些都保证了《飞狐》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这部长篇的篇幅并不太长，但作家一笔写出了十几位人物，有的性格和精神特征都较为鲜明，有些具有了典型的高度。 　　《飞狐》中的人物性格是较为丰富的，但在这丰富中又有一个集中、单纯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情感、道德、人格――这样一种美的精神境界，使人物呈现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即便是否定性人物，身上也不乏合理的、积极的因素。余大中是作家鼎力刻画的一号人物。他虽是一个副矿长，但根却深扎在工人之中，代表着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从煤校毕业后就下井挖煤，在和工人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工人的意志、情绪和愿望已融入他的血液中。余大中似乎是个完美的形象，他的完美就在于面对各种情势能够自觉地“抵抗”。在一次企业升级的过程中，一名工人死于井下事故。如何对待“死人”事故？余大中内心经历了一次惊涛骇浪，他在严厉的自我拷问中发现了自己的“卑鄙”。在同邢凤仪的感情纠葛中，他发现了自己的“虚伪”然后勇敢地走向了他喜爱的女人。他的形象就在这种自觉地“抵抗”自我的“沉沦”和“坚守”心灵的“净土”中站立起来。他是工人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是改革历程中的探索者。市委书记何一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他高屋建瓴，颇有政治远见却又十分务实。他痛贬官场中的不良风气，并敢于进行斗争。他理解人和尊重人，特别是对那些底层民众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这种亲民性格源于他同普通民众的血肉联系。安检工程师邢凤仪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女性形象。美满婚姻的破碎没有使她悲观厌世，而是决然从城市回到养育过她的穷煤矿，用忘我的工作弥补受伤的心灵。作品中的另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