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的隋白釉双龙柄联腹传瓶.docVIP

天津博物馆的隋白釉双龙柄联腹传瓶 　　 我国的早期瓷器，自商代创烧以来，直至南北朝时期，始终是以青釉系统的烧造为主流。古代先民在认识了青釉的呈色原理之后，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胎釉之中铁元素的含量，克服铁元素呈色的干扰，从而在青瓷的基础上发明了白瓷。白瓷要求含铁量较低，工艺复杂，不易掌握。据考古资料表明，我国的白瓷在北朝的北齐时期已脱颖而出，隋唐时期渐趋成熟，成为瓷器的主要品种之一。白瓷的诞生，标志着制瓷手工业的又一个飞跃，为日后各种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陶瓷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隋代白瓷的精品 　　 　　 天津博物馆藏隋白釉双龙柄联腹传瓶是隋代白瓷中的精品（图一）。此传瓶高18.5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2.5厘米。盘口，单颈，肩部塑制两个瘦身龙形柄，与两个卵形联腹配置在一起，双腹并联，双平底，其上共阴刻“此传瓶有?K（并）”5字（图二）。柄上的龙首探进瓶口，衔于口沿，如同想要吸吮瓶中的美酒。造型新颖别致，奇特之极，是隋代独有的型制。胎体灰白，白釉下施有护胎釉，釉面白净细润，表明隋代白瓷的烧制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这种式样的“传瓶”目前存世的仅有三件，其余两件，一件出土于陕西省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高18.6厘米，口径4.6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三）；一件现藏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高26.5厘米，口径7.1厘米，底径5.5厘米。三件相比，连云港市博物馆所藏之瓶，较天津博物馆和李静训墓出土之瓶的体型略大。在瓶身装饰上，天津博物馆与连云港市博物馆所藏之瓶相类，不仅在瓶颈部、肩部及腹部装饰弦纹，而且还在龙柄等处堆贴圆珠纹。除此之外，这两件都在颈部与两腹相接的肩部塑贴有对称的系，这是李静训墓出土之瓶所没有的。更为宝贵的是，天津博物馆所藏之瓶的瓶底刻出自铭，对研究隋代白瓷及确定此类器物的定名、用途及其文化内涵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天津博物馆隋白釉双龙柄联腹传瓶的用途功能，似尚未见有论述。笔者试图通过此瓶铭文，作出初步判断： 　　 由铭文“此传瓶有?K”得知，此瓶名曰“传瓶”，“传”字有传递之意（《墨子?号令》）。我国古代高士有逢重阳日，登高作诗、饮酒赏菊，以避灾禳祸之传统。《艺文类聚》卷四引《续晋阳秋》载：“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酒。”活动中还时常伴有“传杯”之俗，即只用一杯，诸客传饮，以分享欢乐，共祈吉祥。唐上官昭容《九日登慈恩寺应制诗》中也有“献寿菊传杯”（寿菊即寿菊酒）的记载。这实际是文人雅士之间互相唱和，彼此祝福，促进感情的一种文娱活动。“传杯”之“传”与“传瓶”之“传”应为同义，那么“传瓶”的使用功能应与“传杯”之俗有异曲同工之妙。“有?K”一词中的“?K”，即古文“?p”。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p，?阋病！保ㄒ舳寥纭安?”）礼经注曰：古文“?K”，今文多作“?恪保?是古二字同也。“?K”有并排之意。那么，“有?K”一词即可释作“此瓶呈双腹并联形”。 　　 　　 古代文物中腹部粘连的造型，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如河南省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7000年）的彩陶双联壶（图四）、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卡若遗址出土卡若文化的双联陶壶。除陶器外，双腹并联的造型，在其它类文物中也可见到。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出土的彩绘凤纹双联杯（图五）、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墓出土的铜合卺杯（图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白玉合卺杯（图七）等。这些并联的造型，日后又发展为口部至足部和合而成的器形，主要见于唐、宋时期的双鱼瓶（图八）和清代极为流行的合欢瓶（图九、十）。由上述器物不难看出，在我国古代文物中非常普遍，并且有单口和双口之分，但共同之处都是双腹并联。隋白釉双龙柄联腹传瓶与它们一脉相系，其寓意及用途极可能与之有关。 　　 　　 首先，在我国婚礼的传统习俗中，常有“并蒂同心”、“白头富贵”、“比翼鸟”、“连理枝”等内容，都是新婚的祝辞，人们以此来祝愿夫妻和美、形影不离、白头偕老。陈?B子《花?R》卷五中说：“并头莲红白都有，一茎开双花，故名并头或并蒂”。《尔雅?释地》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音兼）。”古代诗文中常以“比翼鸟”比喻形影不离的爱侣。《晋书?元帝纪》载：“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以为休征者，盖有百数。”连理即指不同根的草木，但枝干却连生在一起，旧时被看作是吉祥的征兆。三国魏曹植《曹子建集》五《送应氏》诗之二：“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唐白居易《长庆集》十二《长恨歌》中也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后人多以此类吉祥之物比喻恩爱的夫妻象“比翼鸟”、“连理枝”那样双飞共生。再看此传瓶“单颈并腹”的造型与并蒂莲的“一茎双花”如出一辙，笔者认为应是“并蒂同心”这种吉祥文化观念在艺术美学方面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