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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自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悍然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之后，中国人既震惊又很受伤地发现，自己其实在国际社会上不但没有什么尊严，也没什么权利。作为一个国际公约中的战胜国，当它欢呼着奔向“公理战胜强权”的现代世界并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友善与信赖时，却被这个世界断然拒之门外。事实上，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处于西方文化“傲慢与偏见”的想像之内，并且不得不以这种尴尬的奇怪方式进入了现代世界。 　　由于政治、民族文化与社会体制差异所形成的长期的政治成见和偏见（同时也不能排除更为深层的国家战略利益等因素），这次西方世界对西藏问题的报道普遍采取了一种与其标榜的“客观公正”不相符的姿态。这不仅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断然拒绝与反驳，也使得相当一批曾对“客观公正”抱有期待的人们感到失望和不可思议。直至奥运火炬手金晶在巴黎遭遇暴力攻击闹剧，直至卡弗蒂的“匪徒论”喊出口，中国人普遍感受到了民族感情与民族尊严的伤害和羞辱，由此在中国民间引发了广泛激烈的抗议活动，诸如“抵制家乐福”、“起诉CNN”、“网络红心运动”等等，就是顺理成章毫不奇怪的事情了。我不知道用“网络爱国主义”或者“网络民族主义”概括当下中国人的情绪是否恰当准确，但是我知道，当一个民族在它认为自己遭遇到了不公正的时候，它的或者理性或者激烈的反应，终究不是一桩滔天大罪。相反，设若这个民族鸦雀无声、麻木不仁甚或安之若素，那才是不可理解、不能接受的耻辱。当年在上海外滩被印度红头阿三大皮靴踢翻的国人，爬起来讪讪地自我解嘲：妈的，吃了一只外国火腿。这经典阿Q式的情景让鲁迅多年之后都难以释怀。 　　然而历史同时还提示着更为严峻也更为紧迫的反思要求。很久以来，中国眼中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中国，彼此都是严重错位、互成镜像的。在这种由错位、误解和意识形态偏见所搭建的舞台上，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与世界上演了很多出彼此都听不明白看不懂的“喜剧”。“文革”期间安东尼奥尼本着善意来华拍摄《中国》，可是，被“文革”和冷战弄疯了的高度敏感变态的中国政治眼光，完全误读了安东尼奥尼；反过来，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基于自己国情的需求而作出的各种努力，在世界的眼中很少能被友善地理解和对待。尽管平等的对话与沟通是大家都能认同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文化观念和政治实践领域所遵从、所奉行的，还有比上述原则更为复杂、更为现实的东西。亨廷顿对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的提出与分析，至少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当今世界历史格局中的支配性因素绝非仅仅是一些政治正确的普世理念，那些文明差异性所涵盖的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各有其不可一概而论的复杂性与正当性。而后者，不仅是西方世界所缺乏的基本功课，也催生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是个令人心怀忧惧的词汇。在现代世界的框架里，这个概念总是与“野蛮”、“狭隘”、“仇外”和族群沙文主义相联系，它所蕴含的非理性的狂暴力量也始终处于被警惕被批判当中。因此，曾经有一些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对民族主义即将被现代性普世价值所取代，都表示了比较乐观的看法。因为民族认同的基础是与语言、文化、群体迁徙等因素密切相关的。而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现代性作为一种超越上述因素的强大力量，将使这种认同变得虚弱甚至没有意义。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基本上属于这类乐观派。 　　与这类观点取向和结论大相径庭的，是另一个英国人。以赛亚?伯林作为一个享有盛名的思想史家，由于他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卓有成效的区分论述，一向都被认为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守护人。这个光环掩盖了伯林在很多领域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贡献，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上所坚持的特立独行的观念。在讨论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时，他借由泰戈尔对印度发展之路的思考，阐明了自己关于民族问题的鲜明立场：“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理想主义的一派虚言。只要人的本性未变，对弱者的公正就是少有的，因为这很难；要改变人类，使他们不同于现在的样子，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国际主义是一个高尚的理想，但只有当链子上的每一环――每个国家――强大到能承受所要求的压力时，才能实现”。针对如此状况，以赛亚?伯林十分透彻辛辣地讽刺道：现在“流行着不少浅薄的国际主义。种族、社会和国家被催促着放弃疆界、消灭特征、停止互争，联合成一个全球大社会。作为一个最终理想这很不错，但只要还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这些针对弱者的说教……假如他们听从了，就只会给他们带来小羊在被老虎吃掉的时候同老虎取得的那种团结。团结必须是平等的（至少不是太不平等的）人之间的团结。”而那些渴望得到现代国际社会承认的的国家民族，必须“利用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不借用别人的记忆，不在文化和经济上完全靠着向某个外来恩人永久借债”。那么我们由此可以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