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时评兴致勃勃.docVIP

我写时评兴致勃勃 　　能征惯战、久经沙场的战将,不能只会使用一种武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记者,不能只会采写本报讯,写杂文、评论也应是记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既然是基本功,就不能荒疏,要勤学苦练,争取日有长进、月有提高。 　　2009年,除了采写百余篇新闻稿件外,我还在《光明日报》的“光明时评”“光明论坛”发表了10篇言论,此外还在其他报刊发表了一些杂文。当然,我对这些东西比较看重,因为它们不仅反映了我的所思所想,而且反映了我对事物分析判断的能力、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特别是一些文章被广泛转载,更令我兴奋。 　　我对评论、杂文一直“情有独钟”,不仅爱看而且爱写,常常为此“兴致勃勃”、“心驰神往”、“心旷神怡”、“乐此不疲”。在我看来,记者写言论,非但不是不务正业,而且是必须要务的主业。对言论,记者应该拿得起放得下、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说起来,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学写杂文了。1979年,我的言论被登载在省级党报的头版上。记得我曾在一家省报上创造了11天内发稿4篇的纪录,这至今还令我感到自豪。此后,我还在其它报刊发表过此类文章。有了这些基础,我就壮着胆子向中央级报刊投稿。1980年后,我的名字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上。1984年,我在《光明日报》的“读者论苑”发表了《久放而不灵的“信号”》,则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其时,我还不是《光明日报》记者。虽然从接到采用通知到最终见报有两三个月时间,让我等得有点心焦,但当我收到报社寄来的样报时,还是欣喜异常。回眸一望,我已在《人民日报》的“今日谈”、“人民论坛”,《光明日报》的“大家谈”、“短笛”、“社会看台”、“百家论苑”、“沉思录”、“周五随笔”,《中国青年报》的“新语丝”、“求实篇”以及《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六七百篇言论了。其中登在《光明日报》上的约有100篇。在这里面,最令我难忘的还是1997年我“客串”《光明日报》名牌栏目“周五随笔”的专栏作者。借助这个每篇都有作者手写签名的专栏,我发表了一批较有质量的稿件,有一篇还被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转发全区并且获了奖。也许是看到了我这方面的努力吧,宁夏杂文学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吸纳我为理事。 　　2009年年初,听说《光明日报》新开设“光明时评”栏目,我便很想“一试身手”。从2月12日发表第一篇“时评”《且慢告别纸和笔》开始,我相继又发表了《“年轻”的建筑物为何“死于非命”》《延长供暖体现人文关怀》《揭开“托儿”们的面目》《让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书香》《传统节日不能只是“小吃节”》《季羡林、任继愈何以广受敬重》《“双百人物”是时代坐标》《新闻报道应避免“泛娱乐化”》等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时评。此外,我还在《光明日报》的老牌专栏“光明论坛”发表了《解决“老大难”不能都等着“老大”》。其中,《且慢告别纸和笔》、《“年轻”的建筑物为何“死于非命”》《揭开“托儿”们的面目》《让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书香》等在网上和报刊上都有很高的转载量,引来网友的许多评论。《传统节日不能只是“小吃节”》刊登后,《光明日报》还刊登了读者的读后感。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许多矛盾、许多倾向,也有许多新生事物、许多可贵精神、许多感人现象,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强引导。该揭露的就揭露;该批评的就批评;该抑制的就抑制;该弘扬的就弘扬;该引导的就引导。通过这些引导,让社会再多一些真善美,再少一些假恶丑,这正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而“时评”这一载体,可以有效地发挥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作为一名记者,应该更积极、更主动地利用这个载体,将自己的观察、思考、见解表达出来,进而影响社会。正因为如此,我每次准备动笔写时评时都很兴奋,有时真可以称得上是兴致勃勃了。就说《且慢告别纸和笔》这篇吧,我就是针对电脑的普及和使用带来的新问题而展开的,写起来更是一气呵成。由于所提问题很现实、很尖锐,所以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至今还有人提起此事。 　　写“时评”,要求作者不仅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字能力,而且要有洞察力、分析力、判断力,要敏感、敏捷、敏锐。要注意捕捉目标,一旦发现就迅速出击,盯住了就要一针见血。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反应迟钝、隔靴搔痒,就写不了时评,也写不好时评,写出来的时评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当然,我本人现在还是个时评的学徒工,在这里好像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介绍经验。实际上,作为《光明日报》的“光明时评”栏目,有既定的办报宗旨、严格的用稿标准、明确的选题要求,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杂文,也不同于评论员文章,与社论、短评也有显著区别。因而,不是什么稿件都适合上这个栏目。当然,上不了这个栏目的,也未必就不是好文章。作为普通作者,我们只能适应它,不能要求它适应我们,我们不能要求它降格以求,也没有资格要求它改变用稿标准。削足适履,是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