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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的灰色人生 　　摘要　作为一部小人物叙事，《耳朵大有福》以一种纪录片式的叙事方式，全面、立体地再现了当下小人物的酸甜苦辣，这种叙事既是对知识界人文主义精神的一种内在延续，同时也体现了创作者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　底层；纪录片叙事；影像真实 　　 　　作为一种对“中产阶级”、“城市白领”叙事的反拨，世纪之交，底层人物、小人物的叙事开始频繁地见诸于文学、影视剧文本，成为一种流行。从关注底层、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到建构底层主体自身，新时期形态各异的文本再现实践通过一种通俗文化的方式，以极低的时间和空间成本，深化了人们对这些社会“卑微”群体的集体认知。同时，底层人物对这些文本的具体体验也成为他们于社会体系中进行“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尺度。 　　电影《耳朵大有福》同样是一部小人物叙事。似乎注定了与小人物有不解之缘，从《看车人的七月》、《马大帅》、到《求求你，表扬我》，小品起家的喜剧演员范伟一路走来，为我们诠释了小人物形态各异的生存方式与生存哲学。改编于2002年反映退休人员一天生活的纪录片，《耳朵大有福》剧本曾于2006年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获奖，2007年真正进入拍摄阶段。题材的孕育、成型前后横跨四五年的时间，充分的时间沉淀为这部影片增添了厚重的主题内涵，同时，也为影片额外营造出了一系列“纷繁杂陈”的视觉因素。 　　不同于以往小人物三种主流的影视剧叙事模式，如以精英自居者居高临下的“他者”叙事：“‘小姐、发廊’成了其中的关键词和主要人物……‘底层关怀’这词本身很好，只是现在被滥用了，而他们的写作，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外围的想象，猎奇的态度，粗糙的观察，矫情的故事’……要命的是，他们的视角从来都是居高临下的，小姐的身份对他们而言就是小姐。所谓悲悯，却是一种道德上的虚伪姿态。”“悲天悯人”者充满情感的“介入式”叙事：作者对社会底层人物、小人物常常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常常以“诗意化”、“浪漫化”的方式体现在具体的文本叙事中。文本中刻意拔高和放大的小人物近乎完美的人格常常建立在对社会其他群体(尤其是精英群体)人格妖魔化的基础上，例如杨亚洲的一些影视作品。另外还有“愤世嫉俗”者深恶痛绝的“控诉式”叙事：对底层人物苦难命运与生存状态的展示更多的是服务于作者对社会的批判主题，宏大的主题模式使得人物性格的刻画过于粗疏，不够丰满和立体化，影响了观众对这些群体的情感投入。《耳朵大有福》创造了另外一种“纪录片”式的写实叙事模式：客观、冷静、旁观者的视角，简单平实到近乎白描的拍摄手法，为观众再现了一个普通铁路工人退休后第一天的酸甜苦辣。没有华丽的布景，明星云集的演员阵容，悬念迭生的曲折情节，充斥影片中的背景破败、僵滞、落后。影片所展示的空间场景仿佛是一个为时代抛弃的“孤岛”，这与影片故事发生的真正时间(2006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落差，“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国人日益丰裕的物质生活、高楼大厦、现代化、数字化……”社会的主流叙事语言与简陋的家、凄凉的病房、嘈杂凌乱的菜市场、轰隆驶过的火车、断壁残垣、一元钱的擦鞋铺等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没有粉饰，真实得近乎残酷，小人物的生存处境、小人物的无奈人生! 　　影片“纪录片”式的白描比较有效地避免了知识分子“代言叙事”所产生的形象“异化”。“代言常常异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被代言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常常引用底层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现状的不满。他们擅长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影片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更为丰满、立体的小人物形像：不无自尊、自强、乐观、豁达，但还带有那么一点死要面子活受罪、窝囊、不切实际的王抗美。人物性格的刻画没有任何预设的价值判断，只是一种平实、客观的展示。这种展示“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而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把文学性的表现真正落实在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上面，在美学意义上重建他们的生活。”影片中围绕王抗美的日常生活交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色调：一方面是为众多人所羡慕的、光鲜丰裕的生活表象：白皮的中华烟；退休的铁路工人，“一天24小时都在挣钱”；享受各种健全的保障体系，“人没了之后还追加一年工资”；媳妇一天的营养三餐，“晚上水产，中午肉禽，早上肠、花生米、鸡蛋”；大款女婿，“姑爷少喝一顿酒，都够我(王大耳朵生病的妻子)补半个月的了”；电子算命的预言“妻儿老小皆如意，不需劳碌自亨通”另一方面是被有意无意隐藏的另一种“灰色”、“沉重”的人生底色：火车噪音严重污染的破旧屋子，整日载着主人公奔波于医院、菜市场、家里的破烂自行车，久病在床的媳妇高昂的营养费，尚需要孝敬的高龄老父的凄凉晚景，女儿婚姻的不如意，混混儿子的不务正业，为喧嚣、浮躁的社会所不容的沉重的艺术理想，为贴补家计不得已再就业时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