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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宝识香赏甲骨 　　 　　1966年在“破四旧”浪潮中，大批文物遭到了野蛮破坏。1968年根据中央清理文化大革命查抄文物的通知，天津市文化局成立了清理查抄文物小组。我是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考古学系）毕业分配到天津艺术博物馆工作的,此时被抽调来参加这项清理工作。1970年接收工作大致完成，我们随即开始对文物进行清理，在清理中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有一批商代甲骨，共计28片，片大字多，极其珍贵。 　　1972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组改组为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苏德主任决定让我整理这批珍贵的商代甲骨。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批甲骨来历不清。我为此费尽周折，经过反复核实，最终弄清了这批甲骨原为李鹤年的旧藏（最初是天津大书法家孟广慧的旧藏）。然后我又翻遍了有关甲骨文的书籍，结果发现从未对其著录过，其重要价值不言自明。我向苏主任汇报后，他非常重视，让我做进一步研究并写出文章发表。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一切都得自己动手。首先，我用棉花蘸上蒸馏水认真进行了擦拭，然后拍照，又制作了拓片，还写了摹本和释文。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天津市文史馆副馆长、著名古文字学家徐邦怀先生给予我很多热情的指导。《孟广慧旧藏甲骨》一文写成以后，我送苏德主任审阅，经恩师张政先生推荐，在赵诚先生大力支持下，1983年在《古文字研究》第8辑发表，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新的商代甲骨文重要资料。 　　1961年我到天津艺术博物馆工作后,由于我是学习夏商周考古专业的，有幸结识了天津市文史馆馆长、著名甲骨文专家王襄先生。王襄(1876年－1965年)字纶阁，斋名斋，是我国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代学者之一，著有《室殷契类篆》（1920年天津博物院石印本）,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甲骨文字典。还著有《室殷契徵文》（1925年天津博物院石印本）等。 　　孟广慧（1867年－1939年），字定生，号远公，斋名于室。他工隶书，受金冬心和邓石如影响较大，与华世奎、严修、赵元礼并称为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又喜好金石之学，从1899年起共收藏甲骨431片，其中430片先归杨富村，后归李鹤年。1952年李鹤年将其中400片（大多为小片）出售给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即今国家文物局），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另外李鹤年自己留下30片，片大字多，是孟广慧原藏品中最好的，其中28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也就是我们从查抄文物中发现的这批珍贵甲骨，另外2片下落不明。 　　殷墟甲骨文最初发现的情况，根据王襄先生的记述，如《室题跋》（《河北博物院画刊》第85期，1935年3月25日）：“（殷墟甲骨文）当发现之时，（小屯）村农收落花生果，偶于上中拣之，不知其贵也。凡估售古器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广慧）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戌（1898年）冬十月也。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人世知有殷契自此始。”又据《室殷契》（王翁儒整理，《历史教学》1982年9期）介绍：安阳殷墟小屯村的农民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在田间耕作中就已经发现了商代甲骨文。由于殷墟很早就经常出土青铜器等文物，致使古董商经常来小屯收购。农民遂将出土的甲骨向古董商求售，最初古董商并不认识，直到光绪潍县古董商范寿轩在天津向王襄和孟广慧请教，孟判定可能是古代的简策，促其前往收购。翌年（1899年）秋，范寿轩从小屯买了一批甲骨带到天津，王襄和孟广慧都购买了一些。其余甲骨被范寿轩带到北京，卖给了王懿荣。甲骨文就是这样最初被学术界发现、鉴定和收藏的。 　　 　　1899年孟广慧购买甲骨的情况又见王襄先生《于室契文余珠?序》（1957年稿本），其中谈到他曾听孟讲：“此次购得巨大之边条与凹型之骨数十片，费去数十百金。定老固非雄于资者，何得此项巨金？盖其叔志青先生继陨时官武昌盐法道，适寄旅费至，欲其游湖北，故挹彼注兹，以成其大愿，所谓‘千载一时’也。”在花巨资购得这批甲骨中，有记载商王请“宾”占卜“今年稻子能不能丰收”和占卜天气“4天后可能下雨”的内容（即拙文《孟广慧旧藏甲骨文选介》之第3片和第5片），“在当时固推为仅有，至今视之，仍属难得之品。”王襄先生的记述许多与我们现在介绍的孟广慧旧藏甲骨相符，说明这批甲骨确为1899年孟广慧所收藏的安阳出土的第一批甲骨中之精品；是1899年甲骨文最初被中国学术界发现、鉴定和收藏的极其珍贵的物证；是王襄先生关于殷墟甲骨文最初发现情况记述的极为有力的物证；对甲骨文发现史研究之学术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将其作为一级甲等珍贵文物――国之瑰宝，是当之无愧的。 　　在今天21世纪之初国泰民安之际，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公司对这批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孟广慧旧藏甲骨精品进行拍卖，在中国文物拍卖史上也是空前的，这也必将成为2004年文物收藏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件大事。 　　（作者 中国国家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