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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书画鉴定谁说了算 　　2009年5月25日《中国证券报?收藏投资导刊》“焦点争鸣”栏目刊有王永林先生《书画鉴定谁拥有话语权?》(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仔细一读，其内容好生熟悉，原来早在今年第1期《文物天地》杂志上王先生以“鉴画四说”为题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文章；又，刚出的第6期《收藏》杂志刊载的《再谈书画鉴定谁说了算》也是王先生所撰，内容与《书画鉴定谁拥有话语权?》《鉴画四说》一致。 　　“引发”《王文》的因由，王先生说：“近日读贵刊(《中国证券报?收藏投资导刊》2009年5月9日刊)导论文章《寻找艺术行业的话语权》一文，感触颇多，由此引发我想来谈一下，在当下的书画鉴定实践中，都有些什么人在掌握着话语权?在利用话语权说些什么?至于他们到底谁说了算?可能只有让历史来评定，我们只是在如实记录着历史的进程而已。”这样说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王先生的《鉴画四说》早在《寻找艺术行业的话语权》一文刊发的4个月前就已经现世了。不过由此却也看出，王先生对书画鉴定“话语权”的格外注重和特别在意。 　　客观地说，《王文》“鉴画四说”的前三说，即“画家本人说”“友人弟子说”“家属后人说”，其列举的事例实在不甚新鲜，业界媒体多有文章爆料其内幕、丑闻和弊端，远比《王文》翔实、深刻、尖锐。 　　 　　其实，《王文》的着重点是在“鉴定专家说”这一部分。虽说《王文》将鉴定家划分为三类，但其文意却是在强调和推崇其划分的三类“鉴定家”中的第“二类”，亦即“活跃在市场一线，具备买卖实战经验，有真伪辨识能力的‘草根’鉴定行家”，字里行间无非是说唯有这类“鉴定行家”才“拥有话语权”、才能“说了算”。 　　仔细解读《王文》，其主张“二类”“鉴定行家”的“话语权”的隐语，无非是要争夺或取消由其划分的“一类”“三类”“鉴定家”的“话语权”。 　　这不是笔者对《王文》立意的曲解。因为王先生对其划分的三种类型“鉴定家”的分析和界定，无非是要强化其“书画鉴定谁拥有话语权?”“再谈书画鉴定谁说了算”的发问――说穿了，在王先生看来，拥有书画鉴定话语权的，应该是“要掏自己的钱去买东西”的“活跃在市场一线，具备买卖实战经验，有真伪辨识能力的”书画买卖人――但他们是“没有话语权”的“鉴定行家”。 　　为了以正视听，玄杰就《王文》的“鉴定专家说”辨析如下。 　　《王文》对“一类”鉴定家的严格划分，除了“老一辈的鉴定专家，这些老专家大多是有真才实学、实战经验”，余下的如“年富力强、具备实战经验的专家”和“泛化专家”，不是“被经济大潮中的暗流腐蚀”的对象，即是“见识和理论是有的，但入木三分的眼力没有”的“因政策的原因，大多自己是不收藏的，因此不具备一线的实战经验”。但他们却拥有“话语权”。 　　事实上，《王文》所谓“老一辈的鉴定专家，这些老专家大多是有真才实学、实战经验的”之说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众所周知，老一辈鉴定家如张珩、吴湖帆、谢稚柳、刘九庵、启功、杨仁恺包括健在的徐邦达诸位前辈，其中仅刘九庵先生一人是旧时书画市场“朝奉”(“一线实战经验”)出身，余者皆系学人、艺术家。其中尽管杨仁恺自谓“古董店和地摊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但他却非《王文》所说的“要掏自己的钱去买东西”的“活跃在市场一线，具备买卖实战经验，有真伪辨识能力的”书画买卖人；当然，最终在书画鉴定上取得成就的刘九庵先生，其非凡的眼力，也不完全是基于其在做买卖时所积累的经验，终究刘先生在其做“朝奉”时所经手的书画买卖有其局限性。因为他不可能买卖过自唐至民国上下千余年的所有书画家的作品，假设刘先生后来不是在故宫从事非关自己腰包钱财得失的纯学术研究，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会有如此之多?如此之高? 　　无可否认，老一辈鉴定家大多是有真才实学、实战经验的专家，但他们的“实战”之所不是《王文》所谓的“市场一线”，其目的也不是“要掏自己的钱去买东西”，并藉此“达到赚钱的目的”。这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 　　《王文》曰：“还有就是年富力强、具备实战经验的专家，但这样的专家在当今如凤毛麟角般少，不过还是有的，他们只要不被经济大潮中的暗流腐蚀，就能像近现代的几位杰出书画鉴定大家一样，真正承担起中国书画鉴定的大任。”此说，也过于笼统，甚至有概念混淆之嫌。因为这一茬鉴定家的“实战”也是有纯学术研究和纯买卖钻营的严格区别。至于担心他们被不被“经济大潮中的暗流腐蚀”，实在是杞人忧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话语权”的拥有和丢失是在一念之间，因为市场经济大潮自会大浪淘沙。 　　要言之，近现代几位老一辈鉴定家以及现在的一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鉴定家，之所以不负众望担当起数千年书画真伪的甄别大任，是因为他们博览群书，具备了雄厚的人文知识和艺术修养，再加上因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有条件、有机会遍览各地博物院(馆)的馆藏作品，从而得以有系统地梳理、甄别(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