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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与“永乐通宝” 　　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作为明王朝的使臣，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航10万余里，足迹遍布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奇迹。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外友好往来，加强了中外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郑和船队不仅满载着丝绸、陶瓷等中国特产，还带去了巨额的国际贸易硬通货“永乐通宝”(见图)，受到当时各国的欢迎。 　　 　　铸永乐钱是为了满足郑和下西洋外交和贸易的需要 　　 　　明初币制基本沿袭元代旧制，推行以纸钞为主、钱钞并用，兼用银两的货币流通制度。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七年(1374年)乃设立宝钞提举司，次年三月立钞法，令中书省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命民间通行，与铜钱混合流通。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更令“禁行钱专用钞”。“乃令有司悉收民间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3《钱法》)，推行纯纸币流通制度。建文帝在位期间，遵循洪武旧制，用钞不铸钱。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改元永乐，即为明成祖。成祖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在巩固洪武制度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改革举措。尤其在外交政策上，一改明初闭关政策，实行“怀柔远人”的对外开放政策。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扩大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联系。出于外交赏赐和对外贸易的需要，永乐六年(1408年)开铸“永乐通宝”年号钱，“永乐九年，令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钱”(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3《钱法》)，用于对外贸易和赏赐。如今，永乐通宝钱在国内出土的数量不多，甚至许多明清时期的钱币窖藏中不见一枚。如近年在湖北省襄樊汉江中出水了大量的明代钱币，有专业人士对实物进行研究，发现这批明代钱币：“以万历通宝最多，其次是弘治通宝、宣德通宝、泰昌通宝、嘉靖通宝，最少为永乐通宝、隆庆通宝。”(《安徽钱币》2009年第一期)但近代以来在南海和国外很多国家、地区却不断有永乐钱的大宗发现，这是其主要用于对外贸易和赏赐的明证。 　　 　　 　　郑和下西洋让永乐钱成为600年的的陶际贸易硬通货 　　 　　郑和下西洋时携带了大量的“永乐通宝”。庞大船队每次都达200多艘，两万七八千人，船上满载金银宝货、丝绸和青花瓷器。金银宝货以铜钱为大宗，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朝廷一度颁布停止下番的规定中就提到：“下番一应买办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暂停……”(《明成祖实录》卷236)。因为当时西洋、南洋许多国家流通使用中国铜钱，对中国铜钱非常欢迎。明代马欢著《瀛涯胜览》爪哇国条目记载：“(爪哇国)中国历代铜钱通行使用”，“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条目记载：“(旧港国)市中交易亦使用中国铜钱，并用布帛之类”；锡兰国对“中国麝香、宁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近代以来，在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巴厘岛、马来半岛、新加坡、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均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铜钱。有些国家还大量输入中国铜钱，如日本就输入许多明钱，以洪武钱和永乐钱为最多。朝鲜和越南则长期以中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通货，常有中国铜钱的出土发现，有时多至数十吨。 　　20世纪70年代在东沙、西沙群岛的水下考古发现被认为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沉船所遗下的铜钱，永乐钱数量巨大。如西沙群岛第一次清理古钱约80706枚，其中永乐钱49684枚。第二次清理能看清文字的铜钱1995枚，有永乐钱1215枚。在东沙群岛清理古钱，发现有“大中通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三种，“更主要的是胶结在珊瑚石中有一串是清一色的永乐通宝新币”。1976年对西沙进行的文物调查报告说：“在珊瑚石中间的永乐通宝相当整齐，不见其他品种混杂其间，连铜钱的方孔穿孔都对得很齐……可见这批永乐通宝是从钱厂或仓库直接上船出海的”。国外考古中也有大量“永乐通宝”发现。如1930年日本学者人田整三对日本18个地方所发掘铜钱进行分析统计，总数有554714枚，中国钱占99.8％，其中“永乐通宝”有29225枚，占明钱的73％，永乐钱在10种数量最大的铜钱中占第六位。南中国海及环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从肯尼亚、坦桑尼亚到阿曼、伊朗，从斯里兰卡、印度到泰国、马来西亚，都有出土发现永乐钱的记录。 　　 　　 　　永乐钱的版别 　　 　　永乐钱书法绝伦，铸工精湛，整齐划一，是中国货币史上精美的货币之一。除作为通货外，主要用于对外贸易，为明初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600年前的国际贸易硬通货。 　　永乐时期的铸钱局有北京、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六处。永乐钱文字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