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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视的淄博窑陶瓷 　　说到淄博窑陶瓷，一直被归类为磁州窑系的一部分，恰当地说应是北方窑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一套完整的发展脉络，自成一体，研究价值极高。 　　淄博(或者说是鲁中地区)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史。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经济、文化就相当繁荣，近年来淄博的临淄(齐国都城)被国际足联认定为“足球的发源地”，进一步说明当时淄博地区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较高水平。当时的冶炼技术、制陶业以及纺织业也已初具规模，从近年来出土齐国青铜器和陶器来看，有祭祀用的青铜礼器、陶制礼器和围绕农业生产有的各类生活用具，其制作之精美、线条之流畅、设计之合理尽显先民们的智慧，特别是腹径达1米多的薄壁大陶缸，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其制作难度之大、烧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那精美的“齐瓦当”更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上面的纹饰图案包含着政治、文化、宗教等多种元素在内，给人以美的享受，也是收藏之珍品。 　　 　　悠久的文明历史使淄博陶瓷业长盛不衰。加之淄博由于煤炭资源开采较早，带动了陶瓷、琉璃等手工业的发展，使之成为“陶瓷琉璃之乡”。从淄博市淄川区出土的北齐时期烧制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青黄釉莲花尊，到博山区大街窑址出土的宋、金时期大批三彩釉陶艺术品，再到清末民初淄博恢复生产的“雨点釉”“茶叶末釉”“鳝鱼黄釉”“孔雀翠釉”等历史名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淄博的刻瓷、雕塑等工艺品，淄博窑陶瓷飞速发展，并涌现出了多位国家级的陶艺大师，凸显淄博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虽然受地理环境的制约，淄博制作陶瓷用的原材料远不如南方景德镇等地精良，但是淄博陶瓷业仍十分发达。淄博陶瓷觅分利用当地的陶土资源，就地取材为我所用。从宋代出土的大量日用陶瓷来看，先人们早就掌握了陶瓷的烧成濉度，并且一把握准确，成效斐然。从使釉的情况来看，在当时也是较为先进的，有三彩釉、黑白釉、兔毫釉、铁锈斑釉、酱釉、黑色雨点釉、茶叶末釉、鳝鱼黄釉，还有化妆土上施透明釉等等，既有釉下彩和釉上彩，又有高温釉和低温釉，异彩纷呈。存制作工艺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别是北方这种粗犷豪放、形列意列共至是抽象的装饰效果和审美观，在中国美术史上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 　　淄博古陶瓷虽然不具备官窑的雍容华贵，但丝毫不影响其艺术价值，许多器物上的图案有的写实，有的抽象，它粗犷、美观、大方，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大都反映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例如宋代白地酱釉色玉壶春瓶上的图案，工匠们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的简单勾勒却描绘出精美绝伦的画面，它随意、自然、奔放，给观众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还有那碗盘上面的抽象绘画，你说它像人头?像花草?还是像动物?它们在似与不似之间，工匠们就是这么表现，这就是来自于民间大众艺术的魅力所在，这是工匠们的大手笔、大智慧。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艺术品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再如民国时期的青花大鱼盘，工匠们寥寥几笔，一气呵成，一条活灵活现的大鲤鱼跃然盘内，画面夸张而秀美，无丝毫轻率之感。特别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淄博窑生产瓷器种类繁多，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像“凤穿牡丹”“琴棋书画”“麒麟送子”“松鹤延年”“连年有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等吉祥喜庆的图案都被应用到瓷器上，为民众喜闻乐见。通过这些陶瓷绘画，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当时工匠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背景。有些陶瓷造型和图案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教学中的一项内容，上升到了艺术理论研究的层面。 　　 　　宋、金时期淄博陶瓷的另一个特点是涉及面广，题材广泛。从民间日用品到陈设品，再到儿童玩具，这一时期的淄博窑产品应有尽有，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鲁中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从博山大街窑址出土物看，有民间使用的盆、碗、罐、油灯、瓷枕、执壶、玉壶春瓶等日用品，有佛像、香炉等宗教用品，有瓷祖等性文化用品，有文房类用品，有儿童玩具(动物、人物)，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在人物的造型、衣着打扮和人物表情刻画上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比如模印货郎的圆形陶塑玩具，其直径不足4厘米，却雕刻出一个挑担子的货郎，挑着满满的百货，在遮阳伞下，他的面部表情极为和蔼。在人物和服饰的塑造方面，特别是对金人(武将)骑马的形象、仕女的发型等的表现，又如那些儿童玩具，制作得相当传神，像说书的，讨饭的，摔跤、骑马的，他们每一个动作和表情的刻画都表现得惟妙惟肖；无论是模印的，还是手工捏制的，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彩釉器物，它们都是民间的实用品，如瓷枕、花瓶、豌、盘、油灯等，这与河南省出土的唐三彩器物大多是随葬品有明显区别。从制陶工艺来看，有绞胎，有线条纹，有印花纹，有三彩，有模印，有手工捏的，形式多样。因为它们系窑址出土，大多是残品，几乎没有完整的，但受窑炉炭灰的保护，出土的产品外表光亮如新，返铅的现象极少，这与其他类型的陶瓷有明显的区别，不了解这些特点就易当作新品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