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湖南发展的新机遇.docVIP

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湖南发展的新机遇 　　中央批准位于中部腹地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和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探索在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中国中部崛起打造新引擎。 　　在获批“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不到五个月，湖南省科技厅就将作者王义高、罗劲松、王?S和王斯佳撰写的《“两型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The theory and practiceof resource-conserving＆environment－friendlysoclety)一书的稿子送到我办公室，希望我能为这本书说几句话。借本书的出版，我们有了―个共同关注和探讨长株潭“两型社会”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机会。 　　长株潭获批“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为中部崛起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驱动力，是湖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必须从中国人口密度、发展效率、新型工业化、社会信息化、循环经济、现代物流、交易成本、服务业成长和人居环境的多方面的要求考虑。我们的“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朝着上述这些要求迈进。 　　正如作者所阐述的那样，工业化有着强烈的大城市区位取向，它需要城市功能的服务、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设施支持、需要丰富的知识化的人力资源供给、需要产业集聚的效益、需要紧靠市场消费拉动。这一切决定了工业分布的大城市取向。我注意到该书列举了日本1960年在重工业化的鼎盛发展时期，仅占国土面积12％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这四个大城市圈独占了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70％。分布在四大城市圈中的四个临海工业带虽然只占日本国土面积的2％，但工业生产总值却占日本全国的30％以上。由于日本实行了以特大都市圈为依托的工业化和人口高度聚集的发展模式，所以日本的物流距离平均只有73公里。该书列举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圣保罗大城市群的例子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群、最大的工业中心和世界四座最大的都市之一，东南距外港63公里，城区面积1624平方公里，包括郊区在内的大圣保罗则达2300多平方公里，大圣保罗人口超过1800万。这座土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173000、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1710的城市群，近30多年以来，其GDP却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40％以上。日本、巴西城市群和世界其他城市发展的经验说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说明无论是国土面积相对狭窄的国家，还是幅员辽阔的国家，都以实现城市化为目标。 　　目前，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有了相当的规模，工业经济时代的大城市强烈取向随之而来。毫无疑问，由于我国国土利用效率、自然资源和人口众多的刚性约束，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选择更合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城市圈发展战略。 　　作者阐述了工业经济是以消耗物质为基础的经济，而知识经济是依赖人的智慧的经济，因此，我们的“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实现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换，才能使大城市群有承受环境、人口和工业化的能力。 　　我们知道，信息经济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信息载体之间的接触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即接触的经济性大；一是速度的经济性大。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两个经济性的最佳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载体尽可能大量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这样，可以便捷地进行互相交流、实现高速的信息生产。因此，大城市群在信息经济时代具有明显的优势。 　　服务业是典型的城市经济。城市规模越大，基础设施越完善、需要服务的基数就越大，服务的种类就越多。只有在大城市群，门类齐全、高度配套、分工细致、功能明晰的服务业才会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中国工业化首先需要的是高效率，因为我们要在很短的期间内走完工业化先发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因此，它不得不选择大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其工业化进程的效益，加速接纳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中部崛起和区域经济合作都需要为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提供最高效益的环境。中国选择以大城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是必然发展趋势。 　　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我们将毫无选择地在全球大城市圈之间进行产业分工、文化交流、技术合作、企业竞争。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参与全球化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1世纪国际竞争就是大城市圈的竞争。这些思想和观点是指导我们未来“两型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对于我们来说，“两型社会”既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又是一本丰富的实践案例。 　　我注意到作者不仅对“两型社会”的相关理论、经济学和社会辩证关系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充分陈述了合理的理由和理论依据，同时提出可行的建议和对策。本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在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