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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磁州窑瓷枕与明代文学名著 　　磁州窑以白地黑花为主要装饰特点，而在装饰内容上又以窑工对生活的不同感悟或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来。磁州窑的装饰内容丰富多彩，以瓷枕装饰为例，如宋代，大多是珍珠地上划出简单的花卉纹饰，也有一部分剔划的人物、动物装饰和文字装饰。 　　到了金代，磁州窑的生产进入鼎盛期，装饰技艺越来越成熟，装饰内容也越来越广泛。这一时期，花卉纹饰得到广泛的应用，人们喜欢的牡丹花、芍药花、栀子花等花卉成为装饰的主要图案。另外，禽鸟、鱼藻、狮虎等纹饰也大量出现在瓷枕上，同时诗文装饰也成为主要内容之一。 　　 　　到了元代，瓷枕的造型基本归为长方形，装饰形式似乎也有了一个规范，通常枕面两端绘繁密韵致的牡丹、菊花、石榴花等花卉纹饰，向内开光的大幅枕面装饰出现了以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为主要题材的内容，如柳毅传书、项羽渡江、司马相如桥头题诗、唐太宗便桥见虏、宋太宗雪夜访赵普等，以及元杂剧人物故事。磁州窑瓷枕装饰艺术到了元代，首先从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上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它表明磁州窑的艺人已跳出单纯的描绘花鸟鱼虫的小文人意识，开始用审视历史、记录历史、反映社会的姿态来实现自己的使命。所以说，元代磁州窑瓷枕的绘画装饰在磁州窑装饰艺术中最能体现历史厚重感，也最富有民族性、民俗性。我们还惊奇地发现，元代磁州窑瓷枕绘画还印证和诠释了比它晚了上百年或二三百年的明代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中有关故事的流传和形成过程。 　　这是一方收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元白地黑花唐僧取经纹长方枕。枕面上的花卉纹开光内画有3个人物，中间一人骑马，应为唐僧，前边一人肩挑禅杖包裹，应为苦行僧沙僧，后边一人左手持棒于腰际，腰间围有兽皮，其形态即是孙悟空。这方枕的烧制年代是元代，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典名著《西游记》却是明代的小说家吴承恩著作的，也就是说，磁州窑元代画枕描绘的“西游记”故事比明代吴承恩编著《西游记》早了二三百年左右。 　　 　　事实上，有关“西游记”的故事在唐代就有了记载。唐太宗贞现年间(627～649年)，僧人玄奘为了明了佛经教义，到天竺(印度)取经，他前后花了19年时间，行程数万里，历经了千辛万苦，取得600多部梵文佛经回到长安。回国后，他奉旨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口述西行见闻，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他的另两个门徒慧立、彦惊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着重记述了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这两部书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但因―是佛教发源地的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所以都有神异色彩，后来取经故事传到了民间，就演绎出了越来越多的神话。到了宋代，唐僧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且有人编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民间“说话人”的话本，但这个话本已严重脱离了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有了“猴行者”“深沙神”的加入，而且“猴行者”成为主角，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怪，故事曲折动人。这时，猪八戒的形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元代，唐僧取经的故事有了很大发展，从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元代磁州窑“西游记”画枕上我们明显看到了猪八戒的身影。画面中左边的前行者是孙悟空，次行者左手掐腰，右肩扛着耙子，俨然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猪八戒的形象，中间唐僧骑在白龙马上，只是唐僧身后一侍者手举舆盖紧随之，其身份让人颇费猜测。元代到明代初年，已经有了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小说，话本中已经有了大闹天宫、车迟国斗圣以及黄蜂怪、蜘蛛精、红孩儿、火焰山、女人国等许多故事。宋以后，唐僧取经故事也很早就搬上舞台，金院本中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已失传)、杨景贤的《西游记》。在明之前，不论是话本、小说还是剧本，故事尽管林林总总，都不如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么传神；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历史上这么长时间的不断演绎和传播，吴承恩才有了如此多的素材，才能创作出如此吸引人的名著来。所以说，《西游记》是古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小说家个人创作相结合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磁州窑的艺人们也担当了《西游记》故事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磁州窑瓷枕绘画故事与《三国演义》 　　 　　这是安际衡先生个人收藏的一方元白地黑花人物故事长方枕，描绘松亭之下，一女子陪一官人对酌，假山后一壮汉手持长剑作气急状，手指对饮男女趋奔而来。从画面分析，应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著的《三国演义》中第8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的故事。凤仪亭一段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故事，然而，早在《三国演义》成书前的元代磁州窑瓷枕上就对该故事有了如此艺术的描绘。依志书载，吕布杀董卓情节中并没有貂蝉，可见是后来故事编撰过程中新加入的人物。这方磁州窑瓷枕证明，到元代，吕布戏貂蝉、杀董卓的故事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创作，为《三国演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