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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中农民形象的塑造与流变 　　[摘 要] 农民在我国的民族语境中具有特殊隐喻。中国电影中的农民形象,从旧中国的苦难承受者与觉醒反抗者,到“十七年”的农民革命英雄和农村干部;从新时期的“反思”“写实”,到新世纪的多元化,以视觉图像的方式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进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新时期及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中农民形象塑造与流变的梳理分析,揭示其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中国电影;农民形象;塑造;流变 　　 　　农民作为群体性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文化角色,中国电影塑造了一大批农民形象,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农民在某种程度上被指称为中国国民的集体性隐喻。 　　一、新中国成立前:苦难的承受者与觉醒的反抗者 　　中华民国的建立未能打破广袤农村黄土地的沉寂,超稳定的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官府的苛捐杂税,加之政局动荡、战争连绵,自然灾害频发,使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承受着巨大苦难。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过着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电影中,农民主要被塑造为两种形象:苦难的承受者和觉醒的抗争者。 　　旧中国的农民不仅遭受着自然灾害的威胁,还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1933年明星公司推出了两部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影片:《春蚕》和《狂流》。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是“五四”新文艺作品第一次被搬上银幕。电影讲述浙东农村蚕农老通宝一家辛勤养蚕,日寇进攻上海后,纱厂纷纷关闭,他只好将蚕茧运到无锡贱卖,逐步陷入破产;《狂流》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影片,主人公铁生的家乡离汉口上游百里,持续暴雨使堤坝决口洪水滔天,地主傅柏仁趁火打劫盘剥农民,天灾人祸交并使农民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这两部电影以白描的手法,分别塑造了老通宝和铁生两个农民形象,再现了旧中国农民在战乱和灾荒年代所承受的苦难。 　　19世纪西方列强用大炮、鸦片叩开中国大门时,如果说只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少数人从噩梦中惊醒,这块古老的大地依然处于沉睡的死寂中,那么日本大举入侵,枪炮声终于使众国人惊醒,意识到再不反抗就要亡国灭种,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就出现觉醒的农民。如《中华儿女》中的青年农民“刘二哥”: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南京近郊的一个村子,汉奸王老爷回到村里宣传皇军的“恩惠”,刘二哥的母亲、妻子和一些农民受骗留在家中。日军走后,躲进山里的刘二哥急忙回家,发现妻子已经被日本人折磨死,母亲也奄奄一息。面对国仇家恨,他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斗争中;《丰年》中的“阿狗”:王二叔的儿子阿狗,不堪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号召农民奋起反抗展开斗争;《中国海的怒潮》中的“尤阿德”:阿德带领渔民驾着小船举起土枪,冲向在中国海上横行霸道的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勇气。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电影的制作主要集中在上海,受环境局限,电影不可能真正把镜头对准农民,因此塑造农民形象的电影为数不多。 　　二、“十七年”:农民革命英雄和农村干部 　　新中国的建立,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中国革命是一场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宪法规定国家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农民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制定了歌颂工农兵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农民自然成为新中国电影的绝对主角。一方面,新生的国家政权试图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为其合法性进行阐释和构建;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塑造新农民形象推行新政策,利用电影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新的政策、观念传达到田间地头,传达到农民那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确认与规训。 　　“十七年”电影塑造了诸多农民形象,主要是农民革命英雄和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并作为经典符码在意识形态层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农民革命英雄是中国电影特有的产物。中国的革命与中国的农民密切相关,很多人在成为“革命英雄”之前都是“农民”。从“农民”到“革命英雄”的转变过程,正是电影所努力实现的认同革命必要性,阐释新生政权合理性的过程。《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等,都是典型的“农民革命英雄”。其中《红色娘子军》塑造了贫农女儿吴琼花的形象。吴琼花受到恶霸地主南霸天的残酷压迫,在党代表洪常青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娘子军。她在一次侦察任务时,贸然行动惊动了南霸天。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明白了参加革命不是为报私仇,而是为解放天下受苦人。洪常青牺牲后,吴琼花继任党代表,带领娘子军解放椰林寨、击毙南霸天,她的个人经历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党的指导使她完成了从“贫农女儿”到“革命英雄”的身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