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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贸区法治创新推进深港深度合作 　　[摘要] 深港两地联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广东自贸区前海片区身兼三重使命，理应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为自贸区的法治化创新探索新的道路，以法治不断推进深港深度合作。但目前深港两地合作还存在着产业结构、要素流动、制度冲突等领域的困难。从法治化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破解前海深港合作僵局的根本路径，在于前海法治的发展和进步，唯其如此，深港深度合作才能实现。 　　[关键词] 深港合作 自贸区 法治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4-0037-05 　　[作者简介] 吴燕妮（1984 ― ），陕西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研究、国际金融制度。 　　一、深港合作的历史基础与成就 　　（一）深港合作的历史基础 　　从时间历程上看，深港合作可以分为早期的“承接产业转移”、中期的“产业内深港合作”到近期的“深港合作”三个阶段。 　　早期的深港交流始于贸易领域的合作，以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为标志，香港开始将制造业大量转移至人力资源丰富、亟需发展的深圳，深圳成为承接香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地域，逐渐形成“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通过要素动态投资，使投资地区和被投资地区突破某种要素的瓶颈，从而实现了各自潜在的比较优势，为获取更大的国际贸易创造了条件，形成了以开拓国际市场为目的，以区域为一体的国际竞争力①。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以2003年CEPA的签署为标志，深港合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随后，《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在2005年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提出应充分发挥深圳毗邻香港的优势。 　　2011年，深圳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将深港合作与发展关系推上了新的阶段，并在前海正式设立合作区，切实发展深港合作，开始从产业、金融到法治政府、司法改革、制度建设等领域的全面合作。2012年6月29日，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提出“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打造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2015年，前海蛇口片区纳入广东自贸区之后，政策叠加的优势逐渐显现，前海在促进深港合作方面一直积极探索，力争以政策的叠加优势和法治创新本身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 　　（二）深港合作的法治成就 　　经过数年的快速发展，深港合作不仅从框架协议进入到实质性的金融、科技、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且资本、人力资源、技术等要素方面的合作也开始不断深入。 　　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深圳积极向香港特区先进的治理经验学习，不断加大引进香港特区先进制度的力度。前海管理局是我国首次在法定机构管理模式上进行的探索，借鉴香港特区英美法系中法定机构的特色和经验，吸纳了蛇口企业和咨询委员会等社会机构作为社会化管理的尝试，在“小政府、大社会”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尝试。 　　在深港两地司法合作方面，深圳前海法院开始尝试对接香港专业调解机构，已经成功通过港籍陪审员和纠纷调节机制审理了多项涉港案件，还成功通过调解、仲裁等多种纠纷解决手段，实现了商事领域法律规则的国际化对接。 　　在深港合作的机制建设方面，通过“联席会议+咨询委员会+联合工作组”常态化机制加强深港合作。以部际联席会议、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等协调机制、金融、法律等专业咨询委员会机制以及前海深港联合工作组的协作机制，加强前海管理局与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在前海开发建设中的沟通和协作，共同解决前海开发开放中需要双方合作协调的问题。 　　深港合作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两地政府合作深化、共同推动的过程，深港两地的利益诉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尊重，两地的经济发展需要实现了互补。 　　深港合作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是市场自发的合作逐步向政府和公共层面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一过程实现了市场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在宏观层面更有效地推动深港两地经济社会资源的全面整合，以弥补市场机制可能出现的不足。 　　深港合作是从市场机制到法治建设全面拓展和深化的过程，由具体的工厂合作到产业实现互补，由产业协调到框架协议指引，由框架协议再到国家政策，这一系列的合作过程，实质上也是深港两地由单一合作走向全面合作的过程。 　　二、深港合作中的法治难题 　　（一）深港合作的主要困难 　　?M管法治改革和多重政策影响下的前海已经在深港合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效果上看，深港合作在诸多方面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