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态度的阶层差异.docVIP

环境态度的阶层差异——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时立荣 邢朝国 环境态度是环境社会学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环境意识的核心内容，环境态度不仅受公众所掌握的环境知识状况的影响，而且直接作用于公众的环境行为。因此，对环境态度的考察成为学者们理解特定群体的环境行为甚至剖析环境问题的常用路径。就国外环境态度的实证研究而言，研究者们关注的变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心理学变量，如价值观、与自然的内隐联系、自我建构以及道德推理；另一类是社会人口学变量，主要有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居住地。 而国内研究者的分析视角也逐渐从心理学变量转向社会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结构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新近的研究对上述几个常见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但国内研究者们尚没有对阶层变量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门讨论——尽管相关研究已经提及职业、收入水平等关涉阶层划分的指标。鉴于此，本研究将聚焦阶层变量，讨论环境态度的阶层差异，即各社会阶层的环境态度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这一差异的状况是怎样？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环境态度的社会性面相。 一、相关研究梳理 学界对环境态度的研究大体集中在环境态度的理论、测量方式、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等方面。 就研究议题而言，我们关注的是环境态度的前因变量。其中，对于年龄变量，一个普遍的研究发现是，年轻人的环境关心水平高于老年人。 例如Dunlap的研究指出，由于受环境主义等新兴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年轻人的环境意识比老年人强。 在教育水平这一变量上，研究者们形成了比较普通的共识，认为接受教育有利于个体获取环保知识和对环境问题的理解，进而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环境意识水平。对于居住地与环境意识之间的关系，一个典型的观点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往往比乡村居民恶劣，这促使城市居民更加关注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意识更强。 而对于性别变量与环境意识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虽然存在诸多争论， 但近来的研究越来越赞同环境关心存在性别差异，并且女性对环境的关心程度高于男性。 具体到中国社会场景，洪大用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状况，发现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受性别、年龄、收入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地等变量影响，如女性的环境认知水平低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意识水平呈现明显的降低趋势；收入状况、文化程度与环境意识水平呈正向关系。 在另一项研究中，洪大用专门对性别变量进行了考察，指出中国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水平的环境关心，而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环境知识水平这一中介变量，这也就是说，女性的环境知识比男性少，导致女性的环境关心水平比男性低。 龚文娟同样利用这一数据，着重探讨了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女性城市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多于男性城市居民，但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那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行为上，公共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上述研究所考察的自变量为我们了解环境意识的社会基础（social bases）提供了洞见。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对这些变量也会给予关照。 当然，在诸多社会结构性变量中，我们重点论述的是社会阶层变量（social classes）。对此，学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基于教育、收入和职业声望之上的社会阶层变量与环境关心成正相关关系，即阶层越高，其对环境的关心程度越高。这一假设背后的逻辑是社会上层和社会中层已经解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因而更可能关注真善美层面的问题。 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就是，人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如食物、安全、经济保障)之后，才会对环境质量产生需求。 对此，Morrison等用“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一概念予以解释，即社会底层民众习惯于物质贫乏的生活状态，对生活环境和工作场所是否受到污染、是否过度拥挤并没有自觉的意识，而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更可能在一个令人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工作和娱乐，因而当物理环境出现恶化时，他们会更加关注。基于此，Morrison认为相对剥夺感会促进人们对环境的关注。 另外，Martinson和Wilkening等认为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本身就是社会积极分子，他们对诸多社会问题都很关注，环境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当然，也有研究者对上述假设提出质疑。例如，Buttel和Flinn提出一个截然相反的论点，即社会底层和劳动阶层通常在污染严重的地区生活，在脏乱的环境中工作并且娱乐设施破旧缺乏，按常理他们更应该关注糟糕的环境状况。由此，他们提出的假设是，与中产阶层和社会上层相比，社会底层和劳动阶层对环境问题更为关注。 此外，从社会的经济职业结构来看，处于职业结构核心地带的社会中间阶层和统治精英占据了收益率高的科学技术领域，相对而言掌握了更多的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