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伤寒理法辨治疫病-青岛1609PPT.ppt

对他人所报道的部分重症病例，认为除患者个体原因外，可能尚有失治、误治因素。所谓失治，是指延误治疗，主要是患病早期未能及时解散表邪。所谓误治，主要是表证阶段过用寒凉解毒之品，致使寒凝冰伏，邪气不能外解而入里。清代刘奎在《松峰说疫》中曾有明训：”治瘟疫慎用古方大寒剂”。 因此，患病早期即表证阶段充分解表至为重要。笔者用麻黄解表，取汗迅捷，其余银、翘、蝉衣等，虽性凉而多为轻宣之品，无寒凝之弊。 中医治疗外感病，讲究导邪外达，病势以外出为顺。若在初起即用寒凉，则有寒凝冰伏、邪毒内陷之虞。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曾就吸取手足口病的教训发表意见：手足口病本来大多症状轻微，其“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并不是病毒发生变异，而是滥用激素类和抗生素类药物，……结果导致病毒扩散，免疫失调，加剧脏器损害，致使病死率大幅度上升。” 顾植山提出在治疗甲型H1N1流感时也要注意这一问题。滥用中药的清热解毒和板蓝根等所谓的“抗病毒”药，可能造成与滥用抗菌素同样的后果。(顾植山.从中医五运六气理论谈对当前甲型H1N1流感的认识.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3(4):458) 以伤寒理法辨治疫病 高 飞 （解放军总医院一附院） 2019.9.24 青岛 中医在防治疫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和经验，但目前有将各种疫病一概视为温疫，轻忽甚至废用伤寒理法的倾向。治疗上也多针对温热疫毒，采用清热解毒等法。这种认识和举措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应予以纠正。 因此—— 1.应重新认识《伤寒论》的价值 汉至晋唐，概以伤寒为外感病（包括疫病）总称 《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 《伤寒论》以伤寒为名，是因“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 《外台秘要》引许仁则论天行病云，“盖寒为天地杀疠之气，亘于四时，而善伤人，非温之行于春，暑之行于夏各旺一时之比，是以凡外邪之伤者尽呼为伤寒。仲景所以命书名，只取与此而已。” 晋唐视“伤寒”一辞为雅称 《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伤寒、时行、温病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贵胜雅言，总呼伤寒。” 《小品方》云：“伤寒，雅士之辞，天行温疫，田舍间号耳。” 明清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建立是对中医外感热病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伤寒论》的补充和发展。 不少学者认为，目前多数疫病具有温热性质，寒性病变较少。即便如此，也不能成为温病可以取代伤寒的理由。 许多人在概念上并不否认伤寒，但在临床实际中，却往往轻忽甚至废用伤寒理法。其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温病学说主张温热疫疠毒邪致病，由口鼻而入，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这与西医传染病学之病原学、传播途径、临床症状较为一致，易于接受。 二是认为时代不同，运气和疾病谱有所变更，伤寒学说可能已不适用。或举出张元素所云“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刘河间所云“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为证。 排斥伤寒理法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对中医经典学习领会不够，受西医学特别是传染、感染说影响过大，以为凡是感染、炎症、发热就应使用清热解毒之法，不相信伤寒理法甚至温法、补法在某些情况下也能治好疫病。不少人缺少运用伤寒理法方药辨治热病的体验，人云亦云，致使圣道日衰。 其实任何学说的提出，都有当时的背景，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前贤将温病、温疫从广义伤寒中剥离出来，理由之一是不能以伤寒法治疗温疫。 现在重提某些疫病仍可参考《伤寒论》的辨证体系进行辨证论治，不可轻忽、偏废伤寒理法，目的也是为了开拓思路，指导临床，并希望经历医疗实践的验证。 《伤寒论》背景 东汉末年，天灾频仍，社会动荡，战事、饥馑，大疫流行。《伤寒论》序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见《伤寒论》是对当时疫病的治疗经验总结。而运用六经辨证体系和理法方药诊治某些疫病当是完全可行、毫无疑问的。 《温疫论》背景 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北直指河北、南直指江苏一带)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吴江县志》记载当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 1641年往前推三年是1638年戊寅，据清·马印麟《五运六气瘟疫发源》记载，崇祯十一年戊寅，“天运失时，其年大旱”，戊年刚柔失守，易化成火疫(戊癸化火)，三年以后吴有性所见，恰是火疫。 《伤寒温疫条辨》背景 “乾隆九年甲子,寒水大运，证多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