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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政治论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一论断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理论来源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而在他们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可以引用的材料。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他也只是天才地预见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然存在，但他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的新课题。 　　1936年12月，苏联颁布新宪法，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斯大林对这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结构做了理论探讨和阐述，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这种划分意味着三者之间仍存在着差异，从而暗含了“矛盾”的意思，但是他乐观地认为，这些社会集?F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都在缩小。[1] 1938年，他进一步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2]这样一来，社会发展动力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换，即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苏联社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达到了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这就是???苏联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定义”。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完全适合”的说法做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和修正。斯大林说，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即使是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但“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3]。这些观点实际又回到了列宁的理论原点上。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样面临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对此我们党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不但认识到社会主义新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而且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矛盾的具体形态，于是也就有了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概括，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认为“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天看来这种提法可能不够准确，但不失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也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进行了重新定位。1979年，邓小平曾指出，关于“基本矛盾”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提法比较好，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主要矛盾”，则是生产力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邓小平也认识到，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的研究。[4]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判断符合我国的实际。 　　前人的探索为后人留下的启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导致了社会主要矛盾性质从对抗性到非对抗性的转变，因而要求共产党人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必然要以此为出发点去寻找社会主要矛盾。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