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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演艺市场分类问题论析 　　在商品经济发达、城市文娱勃兴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宋代音乐的发展表现出迥异于隋唐的新气象、新风格。发生在唐宋之际的音乐转型在音乐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早已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在宋代音乐转型的诸多表现中，民间演艺市场的兴盛与普及，可谓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 　　由此，笔者着眼于宋代演艺市场的研究，尝试借鉴经济学（艺术经济学）视角及理论，对宋代音乐经济及其相关问题/现象进行考察，试图为丰富宋代音乐史的研究成果以及拓展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及领域，作出些许有益探索。本文针对宋代演艺市场的分类问题进行论析，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梳理、辨析，提出新的思路和见解。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宋代音乐研究逐渐成为音乐史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领域。研究中笔者发现，虽然不少音乐史著述均对宋代音乐转型及其历史意义给予重视、表示认同，但对其显著表现之一――以勾栏、酒店、茶坊、妓馆等为代表的演艺市场，尚缺乏系统和深入的专题研讨。而对宋代演艺市场的种类划分、经营方式、市场结构、营销策略等诸多问题更是鲜有涉及。 　　以宋代演艺市场的分类问题为例。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经济史学家龙登高的《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一文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和参考价值。该文将娱乐市场与商品市场相对应，把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划分为四种表现形态，即货郎式流动市场、娱乐集市、娱乐常市、专业市场。{1}还有，李向民在《中国艺术经济史》中将宋代演艺市场统分为“曲艺市场”和“歌舞百戏市场”两大类，并进一步将“曲艺市场”细分为城市瓦市市场、乡村曲艺市场和“打野呵”三种具体形式。{2}再有，陈国灿的《南宋城镇史》将宋代娱乐场所和演出活动分为三类，即散布于酒楼茶肆的商业性表演、流动于街头巷尾的商业性表演、“瓦子”之类固定的商业性娱乐中心。{3}此外，还有一些青年学者在相关文论中略有零散论述，此处不赘。 　　上述成果无疑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鉴，但同时也不难看出，对宋代演艺市场的分类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标准和思路，亦缺乏权威性观点，以致于莫衷一是、各自成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宋代演艺市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和阐发的学者，多集中在经济史以及文学史、戏曲史等学科领域，而音乐史学者对其则少有系统论见和深入探究。现有研究表现为：一方面，各学科百家争鸣、仁智纷现，未能达成学?g共识；另一方面，音乐史学者尚未掌握话语权。 　　基于上述，本文以宋代演艺市场的分类问题为研究切入点，在对已有观点进行参鉴和辨析的基础上，试从生产特点、经营场所、经营时间、消费群体等几个方面，对宋代演艺市场的分类提出己见。其意义在于，分类问题是研究宋代演艺市场及其丰富的经济、文化现象的认识起点和论述基础，合理而系统的分类既有利于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思路、促进共识，亦有助于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化。 　　二、宋代演艺市场分类问题评析 　　研究表明，宋代的城市商品市场获得了迅猛发展，无论数量、种类、规模、影响等方面均盛于前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由文献可知，宋代都城中种类繁多的专营市场不胜枚举，宋人惯称其为“某市”“某行”“某团”。《都城纪胜》记录有大瓦肉市、炭桥药市、橘园亭书房、城东菜市、城北米市。{4}《武林旧事》更是列举了诸多市场及其聚集地点：药市（炭桥）、花市（官巷）、珠子市（融和坊南官巷）、米市（北关外黑桥头）、肉市（大瓦修义坊）、菜市（新门东青门霸子头）、鲜鱼行（候潮门外）、鱼行（北关外水冰桥）、南猪行（候潮门外）、北猪行（打猪巷）、布市（便门外横河头）、蟹行（新门外南土门）、花团（官巷口钱塘门内）、青果团（候潮门内泥路）、柑子团（后市街）、鲞团（便门外浑水闸）、书房（橘园亭）。{5}《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市”也择录了有代表性的17种行团，具体内容与《武林旧事》相似。可见，南宋临安的市、行、团数量多、种类丰、分布广，可谓五行八作，应有尽有。 　　不仅如此，各种劳务、技能、手艺等服务也纷纷涌入流通领域、参与市场交易。中晚唐以降，文娱表演逐渐加入到“服务形态商品”的行列之中，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市场中的地位愈发凸显。《西湖老人繁胜录》在“诸行市”中言称“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其中就包括歌舞、歌琴、歌棋、歌乐、歌唱等多种娱乐、演艺品种。{6}宋代都市笔记中对当时广泛流行的文娱表演活动及其名称多有专章记述，如《东京梦华录》卷五有“京瓦伎艺”、《都城纪胜》有“瓦舍众伎”、《梦粱录》卷二十有“百戏伎艺”、《武林旧事》卷六有“诸色伎艺人”等。从标题名称可以看出，宋人习惯将活跃于瓦舍勾栏等处的各类表演称为“伎艺”或“伎”，同时将其表演者称为“伎艺人”。据此，笔者将宋代名目丰繁的表演伎艺统称为“演艺”，而以“演艺”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商业性场所，即为“演艺市场”。可以说，演艺市场是宋代城市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