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质量效益：培育经济发展之芯演示课件.ppt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当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的经历来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严重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二）中国式特征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孕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我国目前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三）专家解析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认为：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 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 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即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 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 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泡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郑秉文（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