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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的颠覆与重构 　　摘 要：在二十世纪初的时代大潮中，梁启超和王国维颠倒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抒情类型的文学，而轻视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上。究其原因，两人的认同向以叙事文学为主体的西方文学及观念的倾斜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所形成的影响仍挥之不去，两人在抬高叙事文学的同时，对于抒情诗词仍予以持续关注，且这一抒情情结也形塑着他们对于叙事文学的审美理想。两人其后都对自己的认识偏颇和矫枉过正进行了反省，对传统文学观的局限和西方现代性的偏误进行双重超越，打破了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的二元对立，并在向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中对其予以重新阐释。 　　关键词：梁启超；王国维；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抒情传统 　　作者简介：张冠夫，男，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及思潮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梁启超1920年代的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YJA751061；北京语言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基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03-0111-09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文学迈向现代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挟文明、现代之重的西方文学，晚清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文学突然变得幼稚、落后，它不但被视为中华文明落后和消极面的集中体现，且要为后者诸多方面尤其是所谓国民品质的“恶劣的根性”承担责任。就其自身而言，中国文学固有的抒情传统也被视为中国文学迈向现代的障碍，以此，摆脱其羁绊被视作当然。这导致传统文学类型观的变动，在正统文学观中受到尊崇的抒情类型的文学的至尊地位发生动摇，直至被原本受到贬抑、排斥的叙事类型的文学取而代之。1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思想差异之大无须多言，他们分别被视为中国文学现代观念建构的两条路线，即把文学作为政治变革和思想改造之利器的他律文学观和强调文学独立性的自律文学观的代表，而此时竟殊途同归，皆逆传统而行之，将叙事文学放在抒情文学之上。如果说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类型的文学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中迅速取得了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这其中梁、王二氏功不可没。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日益深入人心的叙事文学优于抒情文学的认识，两人又先后逆潮流而动，否定昔日之我，极力肯定抒情文学的独特价值，且都是通过重新阐扬中国文学独特的抒情质素而体现的，而这同样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所做出的选择。两人这一次仍是不谋而合，而相较于前次，则更加引人深思。本文将重点观察和分析两人这一次的思想变动。 　　一、中国文学的现代想象与“叙事” 　　作为晚清文学观念变动中的一个极为活跃的领域，文学体裁观的变化相当显著，其中小说地位的上升最为突出，戏曲紧随其后。作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发动者，梁启超最为得意的应是虽发动最晚，但影响最巨的“小说界革命”。在首倡对旧小说进行“革命”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氏明确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1]在正统文学观中仅被视为“丛残小语”“正史之余”，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竟抢占了始终为诗歌所牢牢占据的至尊之位，这其中所体现的对传统文学观宣战的“革命”性不言自明。此外，梁氏也大力提升了原本作为“词余”的戏曲的地位。在《小说丛话》中，梁氏将戏曲纳入中国诗歌发展史中，以进化论为依据，将戏曲看作中国诗歌体式发展演变的“极点”，他断言：“吾尝以为中国韵文，其后乎今日者，进化之运，未知何如；其前乎今日者，则吾必以曲本为巨擘矣。”[2]梁氏将戏曲视为中国诗歌发展进化的顶端，显然是将其放在以《诗经》《楚辞》开其端的抒情诗词之上。如果注意到戏曲属于叙事类型的文学，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诗歌范畴中，梁氏已将戏曲这一叙事类型的诗歌放在抒情性的诗歌之上。虽然梁氏此期尚未形成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这样的文学类型意识，但从梁氏将小说和戏曲放在抒情诗词之上不难看出，他一改传统文学观，将叙事类文学置于抒情类文学之上。 　　与梁启超不同，王国维此期已形成了明确的文学类型意识，故而他将叙事文学放在抒情文学之上，是自觉地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在《文学小言》的第十五?t，王氏谈道：“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以不可更仆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3]王氏从写作的难易以及是否需“天才”和“专门”家等方面来比较“抒情之诗”和“叙事文学”的差异，比较中他虽未明言，但足以得出后者优于前者的结论。到了撰于1907至1908年前后的《人间词话》中，王氏的倾向表达得更为明确。《人间词话》“未刊稿”第八则有言：“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叙事诗，国民盛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