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愤诗》中的“自悔”倾向.docVIP

《幽愤诗》中的“自悔”倾向 　　【摘 要】《幽愤诗》作于嵇康入狱，处以极刑之前，可以算是魏晋临终诗创作的典型代表。然而对于诗中具体表达的情感，论者多有争议。本文拟将《幽愤诗》置于临终诗群体内，考察其中的“自悔”倾向。 　　【关键词】嵇康；《幽愤诗》；自悔；临终诗 　　一、《幽愤诗》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 　　此诗到底表达了什么情感，嵇康已经在诗中说的很明白了：本来“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但因为“理弊患结”，道理没有说好而“卒致囹圄”，对此“惩难思复，心焉内疚”。以养生开始，以伤身结束，这是一种存在于生命层面上的留恋、哀伤、悔恨之情。但是人们大多相信诗中有具体的所指，因此常去探究《幽愤诗》其中的深意；也有人充分尊重诗的文本，却忽略了嵇康身处的文化环境，因而解读起来常有脱离实际、主观臆测之嫌。这些情感解读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 　　一是战斗到底说。这一说法有悠久的传统，主要论据以司马迁“既陷极刑，幽而发愤”和屈原“摅其幽愤”的先例，来比附嵇康的“幽愤”情感，认为“嵇康在严峻冷酷的现实考验下，尽管也有他的懊丧和失望， 但并没有屈服于司马氏的淫威， 他仍然显示着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 诚如诗题幽愤二字所体现的， 他身被幽阻， 而敢于愤慨， 敢怒敢言”【1】。唯其和屈原、司马迁有所关联，故诸多论家都深信不疑，然而这种说法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里面的漏洞至少有二。其一，屈原、司马迁和嵇康三人的“幽愤”有无联系，有多大的联系，以此作为比附是否有所依据，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蔡琰也以“悲愤”名诗，难道说也和屈原有关系？其二，即使单纯就现代学者的这段话而言，“敢怒敢言”在文本中也并没有体现。总览《幽愤诗》，不仅全诗词气沉重，而且所指不明，更像是某种情绪的抒发，和平时的清峻风格大不相同。例如，谁是“子玉之败”一句的贬斥对象，文本中并没有给出答案；而忽略语义的多样性，认定所指为吕巽，以此证明嵇康有所不满，本身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方法论错误。所以，这种说法无非是先入为主的英雄情结在起作用，习惯于将嵇康复杂的情感纯化、美化乃至神化的产物罢了。 　　二是言不由衷说。这一说法主要是基于当时社会的形势而言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时除了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命之外，另有许多名士愿与一同下狱，嵇康为了缓和太学生的情绪，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因而具体写了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出这种温和舒缓的调子，以安抚太学生。这种说法非常新颖，但同样站不住脚。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幽愤诗》在当时就广为流传。同样是临终前的作为，“顾影弹琴”一再为士人引用乃至成为典故，而《幽愤诗》少有时人论及，造成如此现象的可行解释就是当时或看守严密无人知晓，或因为政治高压而不敢论及嵇康，《幽愤诗》可能在暗中抄写保留了下来，但没有在社会上发生广泛影响。再者，从日后太学生的表现来看，也很难证明《幽愤诗》有镇静的作用。司马氏杀害了嵇康以后，向太学生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后来司马炎三临辟雍。如果不是太学生余愤未消、群情激昂，司马氏何必多此一举，对太学生表示安抚、重视呢？由此可见，言不由衷说也不成立。 　　三是灰心自责说。这一说法出于《文选》注本，李善云：“康及吕安事，为诗自责。”后来有沈德潜发挥道：“通篇直直叙去，自怨自艾，若隐若晦。好替暗人，牵引之由；显明减否，得祸之由也。至云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悔恨之词切矣。”【2】这照顾到了文本自身，以及嵇康临终前后的处境。但问题在于“自责”的到底是什么。论争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具体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嵇康本人一以贯之的精神领域，即“隐逸”和“养生”，隐逸是为了养生。另有，这种临终前的“自悔”并不是嵇康一人所有，而是普遍存在于魏晋大多数诗人之中。例如孔融死前叹息“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刘琨叹惋“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种不约而同的反思和自悔，反映了诗人在深层上次存在的情感共鸣。 　　导致诸论者对《幽愤诗》的情感争论不休、不愿相信嵇康在诗中生命层面上的“自悔”主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嵇康当时身处特殊境遇，涉及到生死问题时难免情感激荡，一时的意气之语不足为凭；另一方面，恐怕在于人们很难相信入狱前骨气铮铮的嵇康，怎么会在临终之前也会像一般人那样，写下如此哀伤的文字呢？然而，这种末路悲歌在魏晋士人的临终诗创作中其实相当普遍，如果综合考察魏晋的临终诗，那嵇康在诗中表明的心迹也就可以接受了。 　　二、《幽愤诗》与临终诗 　　魏晋是临终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现以逯钦立校注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3】为参照，自汉末董卓之乱起，至陶渊明、谢灵运等由晋入宋的诗人去世为止，整理得临终诗或性质相似的诗共13首，诗人11人【4】，占了全部诗人的将近十分之一。为了弄清楚嵇康在魏晋临终诗中的典型意义，我们有必要对其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做一番梳理。 　　临终诗的渊源，是文人关于“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