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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故事(四) 　　荒烟蔓草中的大东巴之墓 　　近代东巴参与政事的相当少，而我在塔城调查期间，却意外地发现当地最著名的两个东巴大师都曾是政坛神坛双栖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和学智之父东金，在纳西古王国声誉如日中天的清代东巴大师东五也是个这样的人物。而且，从他的身世了解到过去东巴与纳西王家庭的一些关系。 　　东五在1888年就已作古，我走访了巴甸村东五的曾孙和桂森，他是个著名的猎人，当地一些村民对他作为一个东巴后裔但沉湎于狩猎而颇有微词，这使我想到东巴教中诚惶诚恐地对待司掌山林湖泽和野生动物的大自然之神“署”的教义和仪式，想到东巴教教义中对过度狩猎的种种禁忌。和桂森这个东巴后裔之所以成为著名猎人，恐怕也是社会和文化变迁带来的结果。 　　交谈之中，和桂森谈起东五的墓碑上雕刻有东巴形象，但墓碑在“文革”期间已被人掀了。我问现在还能否找到墓碑，他略思片刻，说有两块丢在地头，因为这里有墓碑不能搬来家中的习俗，因此虽然是祖先的墓碑，但他也未加照料。我立即请他带我去看。来到一块地旁，果然见有两块断裂的墓碑扔弃在地头，一半已为土掩埋。 　　我们把土扒掉，把石面拂干净，见一块尚比较完整的石块上雕刻着一个在跳舞的东巴形象，他头戴五神冠，身披法衣“三展”，法衣上有鱼鳞状纹饰，左手持剑高扬过头，右手似作掀衣襟状。东巴形象的左边刻着“妙法行时传经服类”，这正是丽江木氏土司在光绪年间赐给东五的一副对联的上联，。 　　相传木土司的太太生了疑难病，土司请了汉族和尚、道士、藏族喇嘛、白族和傈僳族巫师、纳西巫师桑尼和大东巴东五到家为其太太驱鬼治病。东五技压群雄，以神药两解之法治好了土司太太的病。土司十分器重他，特赐他“医明法精”四字和上述那副对联。土司并封东五为管辖巨津的官。 　　在和桂森家里保存着一块横匾，横匾右边写着“钦赐花翎知府世袭丽江府分府木题”，左边写着“光绪陆年仲东月初八日和永公立”。看来是东五得了木土司赏赐的字后，自己请人制作了匾，以荣耀家门。雍正元年清廷在丽江实施“改土归流”，派流官任丽江府知府，将木氏土司降为通判，但看来在明朝盛极一时，被明王朝视为“西北藩篱”，雄霸滇川藏交界地区数百年的木氏土司“虎死威不倒”，在光绪年间还在一代大东巴心目中有这么大的威望，木家邀请和尚、喇嘛、道士、东巴、桑尼和傈僳族巫师等作法驱鬼治病之举，反映了木氏土司一贯广采博纳多元宗教文化，使多种宗教在丽江得以繁荣昌盛的历史。 　　在那块残缺不全的石碑上刻着一只鹿和一头驴，鹿是东巴经书和东巴画中常提到的吉祥动物，常常伴随在人类始祖美利董主左右；至于那头驴，则与东五的传说有关，相传东五当年曾为木土司家主持丧礼，故作惊人之举，竟把“洗马”仪式中所用的马改用驴，以示他这个大东巴的与众不同。 　　寻访祖先送魂路的东巴奇人 　　在距这两块石碑不远处，我们又发现一块被土掩埋的石碑，裂为两半，把两块凑齐一看，上面镌刻着东五之子和文玉的家世及迁徙至巴甸村之概况。和文玉亦是个远近有名的大东巴，也是个在东巴中有口皆碑的奇人。 　　相传他聪颖过人，不仅精通东巴教理、仪式、文字，而且汉文水平也很高，曾在清末年间考中秀才，但由于清廷流官长期施行“以夏变夷”的大民族文化沙文主义政策，当时东巴的地位在上层社会中已一落千丈，他们创造的象形文字被讥为“牛头马面”。由于和文玉是东巴子弟，在文人圈内被歧视。于是愤而远离那酸臭的文人圈子，沉湎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字。 　　他是最早发现东巴经典中所详细描述的送魂路线是一条真正存在的古代纳西先民迁徙路线的人物，他不顾一些东巴同行讥笑他“自寻死路”，毅然沿着这条送魂路线实地寻访，仗着一手东巴象形文好书法和绝妙的绘画才艺，一路与方言不同的纳西巫师打交道，从丽江到永宁、木里等地，一直寻访到纳西祖先曾居住的无量河一带，直到语言完全不通，匪患频频发生之地才无奈地返回。 　　和文玉这种前无古人的大胆之举使很多东巴和村民十分钦佩。回来后他致力于传扬东巴音节文字──哥巴文的事业，走遍丽江黄山、白沙、金山、龙山、南山等地，对清末民初在丽江东巴中推广哥巴文立下了卓著的功劳。据说他最后死在丽江县太安乡的汝南化村，这也是远近闻名的一个“东巴之乡”。死后按纳西古规火化尸体，然后家人把骨灰接回埋葬在故乡。 　　 　　远方来了个大东巴的隔世知音 　　到20世纪40年代，却有一个才情横溢的中原青年艺术家成了步和文玉后尘的“后来者”，这位名叫李霖灿的河南青年学子原来是民国时期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与当今画坛大师赵无极、吴冠中等是同学。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几个胆大果敢的同学辗转来到云南，对丽江玉龙雪山的奇绝之美生了崇拜之情。 　　在沈从文先生等的鼓励下，与画友李晨岚立志创一“雪山画派”。他在丽江画了很多令学友吴冠中等神往的玉龙奇景，但李先生仍叹惜自己的画笔难以传达出玉龙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