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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弱者的武器》看打工妹群体的日常反抗形式 　　【摘 要】《中国女工》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潘毅教授根据1995年到1996年间在深圳某家港资电子厂进行田野调查后完成的一本关于中国女工的经典著作。本文根据潘毅老师的描述和看完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一书的感受，分析打工妹群体受到的压迫和日常反抗形式。 　　【关键词】社会性别；日常反抗；打工妹 　　中国“打工妹”群体特指那些自改革开放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女性打工者，她们既来自农村又是女性，而且大多年轻单纯。她们是女性，是女儿、妻子、母亲或者即将成为妻子和母亲。在工厂老板眼里她们埋头苦干、吃苦耐劳、受过一定的教育，更能适应精细化生产的方式并且易于管理。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更是城市生活的临时人口，一般仅在城市打工4-5年。虽然在私下会出现“同乡会”组织，但没什么实际的作用，所以也不用担心。很少有明目张胆的反抗，通常沉默无言，极少的罢工也只是为了涨涨工资，没有大不了。在“打工妹”的心里，就算再迷茫，也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算工作再辛苦也是对家庭生活的一种反叛，对父权压迫的反抗，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希冀。 　　一、打工妹群体真实的处境和生活环境 　　潘毅老师指出身为女性的打工妹作为新型打工主体要比男性受到更多来自社会政策、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压迫，生存更加不易。她们来自祖国的各个省份，很多人都拥有着相似的生活境遇：出生在贫穷偏远的小山村，有弟弟有妹妹，贫困的家庭无法承受兄弟姐妹昂贵的学费，不管出于主动还是被迫，最终都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家中的哥哥。退学回家后，变成了家中的剩余劳动力，又或者是因为逃婚，摆脱农业劳动等因素迫切希望离开那样的家庭生活。在和亲戚或者好姐妹聊天的过程中，开始向往外面世界的打工生活，虽然清楚知道外面工厂中的工作环境，但是为满足经济的需要、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短暂摆脱家庭的“牢笼”，她们仍然干劲十足，义无反顾。虽然城市工作以后，当城市生活变得索然无味，高强度的劳动使她们疲惫不堪，但是由于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在短暂的返乡后，又会继续跑出来。更有少数“离经叛道”的农村中年女性，不顾丈夫和家庭的反对，坚决要外出打工，为自己为家庭争取更好的生活。任何人都要为心中的理想和欲望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也不例外。 　　进入工厂以后，工厂时间会立刻改变这些农村女工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从上午8点一直工作到中午12点，从下午1点工作到下午5点，晚上从6点工作到9点或者10点，订单多的季节还要长时间加班，甚至到深夜12点，尽可能压缩女工们的休息时间。在生产线的女工们不得不按照工厂的规定动作、姿势和流水线的速度完成自己手中的工作，否则就会挨骂甚至被开除。工厂分析员会拿着秒表站在你的身后，计算你每个动作的时间，计算好以后，重新调整女工们的动作，最大限度的减少身体每一个动作的间隙，不得随意上厕所，上厕所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当然也不能生病，保证生产线的顺利运转。生产线上的组长、车间长以及墙上的电子眼会无时无刻的监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不在场”的监视让女工们草木皆兵。上级主管的无故责骂，带有偏见的话语，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在这间工厂里有75%的人是女性，但是权力却被牢牢的掌握在剩下的男性中，享受高额的工资和待遇。长时间的工作还可能损伤她们的身体，轻则腰酸背痛，重则痛经、眼部疲劳、晕眩和浑身无力等等。 　　二、打工妹群体的日常反抗形式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科特教授在观察了东南亚农民的日常生活后完成了《弱者的武器》一书为我们分析农民的反抗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一般来说，一提到农民的反抗人们就会想到革命或者群体性事件，一种公开挑战形式的集体放抗，但是在农民的生活中，实际上还存在一种日常的反抗形式，用以减少或者拒绝来自上层的索求或者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日常反抗与其它反抗形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承认有公开的和象征性的目标，如果制度化的政治是正式的、公开的、关注系统权力的变化，那么日常反抗就会非正式的、通常是隐蔽的、并且以关注直接的实际的物质获取为主，比如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和破坏等等，斯科特认为但就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来看，其形式只不过个体行动或者行动的集合体。 　　哪儿有压迫，哪儿就有法抗，在如此生活、工作环境中的打工妹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放抗，又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 　　1.消极怠工、反抗工作速度。当工厂流水线的速度让女工们不看忍受时，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放慢自己手中的速度，任凭自己面前的产品堆积如山，向组长和管工们表达无言的抗拒。这个时候尤其是在旺季或者夜间，组长和管工们就会放下架子好言相劝，不过这种行为是不会起作用的。最终管工们就会向经理报告调整流水线的速度。女工们把这种结果看成是一种胜利，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