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docVIP

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 　　摘要：鲁迅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都在文学中表达了“立国”与“立人”以及“民族复兴”的宏大愿望。只不过，鲁迅是一位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沈从文则是一个以人性为依归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鲁迅在对国民性的探讨中，主要从否定的角度批判国民劣根性，而沈从文在否定我们民族种种恶德的同时，更勾画了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提供了中国民族性的一种理想范式；从对国民病根的挖掘来看，鲁迅始于对“现代病”的疑虑，后来才转而集中火力对准中国传统文化，沈从文则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强烈不满，又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深地怀疑。这就足以说明鲁迅与沈从文思想的深刻与独特。 　　关键词：立人；国民性；民族?托耍幌执?病；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02-0088-06 　　把鲁迅和沈从文放在一起讨论，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误解以及对京派海派不同的看法，也不是因为鲁迅曾向斯诺郑重推荐过沈从文或者沈从文曾明确表示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的影响，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真正称得上文学家兼思想家的作家，惟鲁迅、沈从文两人而已。 　　说鲁迅是文学家兼思想家，已成共识，毋庸质疑；但把沈从文提到思想家的高度，似乎有拔高溢美之嫌。因为在沈从文一生中，不被理解乃至频遭误解中，恰恰认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空虚无思想者还大有其人，何谈思想家？可当我们把沈从文的创作以及他在孤苦寂寞中的深入思考进行一些哪怕是最表层的梳理时，他的思想之深刻，之独到，堪与鲁迅媲美。当然，正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鲁迅和沈从文无论是创作倾向、艺术成就，特别是思想的深度、广度、厚度等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终极的人文关怀，悲凉的现实感受却有着难以置信的契合处。所以，本文把鲁迅与沈从文并列，不是来比较两位作家思想的高低，而是从思想价值的角度来探讨两位作家立论的异同。 　　显然，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思想家。这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独创的概念，没有严密的体系，没有完整的理论，他们的思想隐含弥漫在他们的创作中。但这种不是靠缜密的思辨而是靠情感的力量来表达的思想，却有着无限想象的空间和光芒四射的魅力。这也无形之中增加了人们理解他们思想的难度，更何况他们的思想本身又异常丰富复杂，所以，我们只能就他们思想的主要方面作一些简单的梳理。 　　一、“立人”思想与“人性”供奉 　　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一生经过了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又回归启蒙三个阶段。 而贯穿始终的是鲁迅一以贯之的思想：“立人”。当然，“立人”并不是鲁迅的终极目标，“人国”才是他的理想。鲁迅的这一思想，很大程度来源于他对中国近代以降频遭外国列强蹂躏的现实感受与东渡日本后真切体会到崛起后的现代强国的刺激效应。可鲁迅知道，要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没有人的觉醒是不可能的，所以鲁迅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人国”的标准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所以，鲁迅提出，为了建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的“人国”，“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显然，“人国”建立的前提是“立人”，而如何“立人”，鲁迅当年乃至于生命的晚期，都认为文艺可以改变人的精神，可以促进人的觉醒。鲁迅早年之所以弃医从文，就在于“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而到了1933年，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里仍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显然，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构成了鲁迅思想的基石。可如何“立人”？甚至如何启蒙？这涉及到鲁迅思想的重要方面。还是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经常和友人谈论下列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实际上，这是鲁迅等人当年确立的三大启蒙任务。对此，应无异议，几成定论。可有一点，必须指出：这就是鲁迅一开始在他和友人讨论国民性的三大问题时，几乎对第一个问题没有进行过多地探究，吉光片羽的不是完全没有，但系统阐释肯定是没有的。可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即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则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与批判，这也符合启蒙者的身份。 　　和鲁迅有太多不同的沈从文，似乎没有和鲁迅比较的必要。譬如，鲁迅出身于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绍兴城中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又经历了“从一个小康之家而沦为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