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的法治路径.docVIP

推行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的法治路径 　　摘要：破解水污染管制困局需以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为切入点。合作治理的环境政策是一种应对环境危机的宏观策略，需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切实践行。推行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的法治路径是：以环境法合作原则为基础，实现治理主体上的“官民共治”、治理层级上的“上下协力”、治理方式上的“刚柔并济”、司法监督上的“双管齐下”，形成环境行政权、环境司法权与社会自治权良性互动的水污染治理网络。 　　关键词：水污染；管制；合作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05-0057-04 　　长期以来，我国水污染防治以“命令―控制”型管制模式为基础，通过立法不断强化政府的环境行政权力。水资源作为一种典型的公众共用物，其使用涉及众多主体，单向的行政管制模式难以调动多元利益主体防治水污染的积极性。在此背景下，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坚持政府与市场协同，坚持全民参与，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2016年出台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合作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2016年12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我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借《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际，探讨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对于防治水污染、实现水资源可持续供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推行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的客观原因 　　政府作为水污染防治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管理者，通常被认为是进行水污染防治的最佳主体。然而，现实中水污染现象大量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政府管制为主导的水污染防治模式已陷入困境。 　　1.行政分割的治理体制是造成水污染管制困局的制度性因素 　　流域内的水量、水质、地表水、地下水之间具有高度依存性，而传统水污染管制模式将流域的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划归不同的地方政府管理，导致“多龙治水”的局面。另外，水污染管制模式片面强化政府的管制权力，而府际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博弈，政府层面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在水污染防治中进行互动、协同。具体而言：一是水污染问题属地化治理导致地方政府的自利化倾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政绩，对当地企业的排污要求往往比较宽松，甚至出台模糊性政策让排污企业在适用时可以有所变通。二是水污染问题属地化治理造成政府环境管制的权威性不足。在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管制模式下，地方政府难以对损害流域整体利益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惩处。 　　2.水污染防治权利配置的封闭性造成公众参与不足 　　公众既是水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水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监督者、参与者，更是水污染防治成果的直接受益者。长期以来，我国对水污染防治采取行政管制模式，现行《水污染防治法》对权利的配置表现出明显的封闭性：相关法条围绕着对政府赋予各项行政管理权而展开，仅有少数条款规定了公众的水环境保护权利。现实中公众往往是被动地参与水污染防治，存在明显的水污染防治依赖政府的思想，其作为水污染防治主体的责任意识严重不足。2015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从程序上对公众参与水污染防治提供了保障，但该办法立法层级较低，相关规定较为原则，约束力有限。 　　3.水污染管制权力运行的单向性造成企业治污积极性不高 　　依据现行法律，水污染管制权力遵循命令―服从、违法―处罚的单向运行逻辑。但企业是理性经济人，其行为主要受经济利益驱使。在政府环境管制的威慑下，企业会“理性”地对待相关法律。当水污染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且排污成本较低时，为了争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会积极采取排污措施，向外界展示防治水污染的决心和形象。在获得支持和良好声誉后，企业往往考虑经济利益而搁置治污措施。这种象征性地防治水污染的现象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力与政府环境管制的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企业消极防治水污染的表现。 　　4.监督缺失导致水污染管制乏力 　　我国现行《水污染防治法》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仅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了规定。201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的重点是如何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在试点范围内。实际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才是督促政府规范行使环境行政权力、保护环境公益的主要司法途径。现阶段我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集中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这导致对水污染问题的监督错位：司法机关和环保团体只能借助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企业等私主体的水污染行为进行监督，最应该接受监督的政府环境行政行为由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缺失而得以逃避监督。监督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环境行政权力扩张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