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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党、国家和社会关系再思考 　　 摘 要：改革三十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由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转变的过程中，党驾驭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社会改革的基础性地位逐渐凸现出来，基于此，党管理国家与社会的领导方式上发生了策略性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也由原来的一元主义模式向合作主义模式转变。 　　关键词：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合作主义； 社会改革 　　中图分类号：D62；D05；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6-0061-05 　　收稿日期：2008-09-17 　　?ぷ髡呒蚪椋? 　　曹海军，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三十个春秋，其间进步与发展无疑是前进道路中的主流，而流传于坊间和海外诸多夸大其词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奇迹论”的版本亦是不绝于耳。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内外环境和总体改革思路的深入和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整体图景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值此时机，回顾改革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分析运行于改革之中的制度基础和结构脉络，应能有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激荡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无疑是其中由来已久的命题。此外，改革走到今天，“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推动了“以人为本的调整”的改革路线图。因此，除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两个基本维度之外，作为两项改革外生变量的社会改革逐渐走向了前台，成为下一步全面改革不可或缺的内生变量和优先选择。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改革的合法性及其基础 　　??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是由中国共产党一手发起和推动的，自此，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又重新走向了正轨，改革和发展成为党、国家以及全体国民的民族共识。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种邹谠教授称之为“全面危机”的历史时刻［1］，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全面崩溃，全面崩溃面临着全面重建的历史使命，革命无疑成了挽救中国的唯一道路。从此，中国革命演绎了由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群众动员到政党形成、政党建国的历史发展逻辑。简单说，就是由政党通过群众动员，领导阶级斗争，发动社会革命，建设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中成功地找到了适合中国自身实际的建国道路和发展路径，从而为中国下一步进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显然，这一过程与西方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实现经济现代化，进而发展以竞争性政党和代议制政府为核心的民主政治道路截然不同，也决定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未来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国家的政治体制也由此奠定了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社会动员、理想图景的思想激励等革命手段进行了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文化形态的全面改造，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扫除了前进中的障碍。当然其间也存在着失误和挫折，但历史发展的逻辑和党领导国家的体制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拨乱反正，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重新回到了核心的议程上来，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成为党领导国家全面建设的两个基本目标。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确立，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也随着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社会问题逐渐成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外的更为重要的领域，而作为社会改革重心的民生问题直指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依据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为基础顺次展开了。下文依次进行讨论。?? 　　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变化为中心的政治改革顺应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改革。具体表现为：?? 　　第一，由革命型政党到建设型政党的演变。中国共产党，首先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获取了自身的领导权和统治的合法性，进而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全面过渡，自身的政治任务和合法性的基础也由革命动员和理想的愿景转向了建设成就和现实的能力建设。?? 　　第二，党政合一型关系到委托代理型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伟大历史阶段，党的统治形式和领导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党政合一的政党国家体制出现了党政分开的现实要求，邓小平同志1980年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标志着新型的党政关系的转型。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加以解释就是，党与政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