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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种生活 　　梁雪波：您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相对照的是，您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似乎充满了故事，在您后来的回忆文字中描绘了很多可感可触的生动的细节，比如您提到父亲的影响，写到看闲书的乐趣，而一本繁体竖排的《唐诗三百首》则成为您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 　　汪政： 小时候的生活不太容易忘记，而且越到现在越清晰。显然时间起了许多的美化作用。少年时代是没有负担、没有责任的，也没有目的，所以活得轻松自在。年纪大了就不行了，有许多的事要做，有许多的责任要尽，有许多的规矩要遵守，所以活得就累。因此，为什么要主张给孩子们自由，快乐，不要让他们那么早地就知道理想、前途，长大要干什么，要奋斗，要牺牲，要承担，就是因为人生只有这段时光是相对自在的，没有责任的。要珍惜，不要毁了。不用担心现在不去“教育”就会误了孩子，孩子总会长大的，总要承担的，不用担心，?来的总会来的。 　　梁雪波：无疑，您早年的阅读经历与良好宽松的家庭氛围是分不开的。在那个严酷的年代，外面是喧嚣的政治风雷，而人的内心却有另一种渴求，父亲的藏书为你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子。“雪夜闭门读禁书”，这样的经历一定刺激而又充满发现的惊喜，能回忆一下当年的情景吗？ 　　汪政：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书生活，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这一代的读书生活，有一代人的趣味与风格。上世纪六十年代，读书的环境并不宽松，“读书无禁区”是到了八十年代才提出来的。但是，因为不自由，也才会有意外的喜悦，也才有匮乏中的奢侈。那时，有一本旧书都可以骄傲。许多书不要说阅读，单是同学们之间的相互转借便已经带有了浓重的“地下工作”的味道。我有一个同学就基本上不看这些书，但却热衷于收罗和转借它们，对他来说，拥有禁书和传借禁书的乐趣大大超过了阅读本身。后来这位同学被拎到学校全体大会上给予严厉批评。还有，我们那时候读书是没有功利的，所以才有快乐。现在读书是为谋生，经常要读自己不想读的书。有功利与无功利的差别很大，无功利会看得比较客观，全面，而功利的只顾到书中找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事实上都读歪了，读偏了。 　　梁雪波：您的祖母曾经以她特有的方式影响到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您从事创作的最早的启蒙老师。“七字段”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曲调唱词，可说可唱，口口相传，但如今已经不多见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祖母教传的“七字段”以及《唐诗三百首》培养了您对汉语之美的最初的认识？ 　　汪政：可以这么说，至少后来自觉的体认可以追溯到那时。古典与民间在我看来是汉语保持活力与再生产能力的两个资源。但现在这两个资源都面临枯竭，现代的语言与古典渐行渐远，而民间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自生产的能力。记得在上海讨论诺贝尔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估问题，我表示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失望。这种失望不仅是针对文学本身的，中国文学有许多问题，但有些根本性的问题是文学自身没办法解决的。比如价值的生产，比如民间文化，这些对一个社会的文化来说是源头。相比较而言，文学是它们的再生产，是下游产品，源头不行了，下游还怎么办？现在还有民间吗？民间还有活力吗？民间还拥有自己的文化吗？一想就失望得不行。 　　梁雪波：青少年时期也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期，在您的经历中有哪些书或作家对您影响最大，并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您的精神品格和个性？ 　　汪政：这很难说，不管是作家，还是作品，对一个人的影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隐晦，有的自己意识到了，有的不一定意识到。但那些隐晦的，甚至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更本质，更重要。如果一定要说，就我意识到的而言，中国古典诗歌与鲁迅作品对我影响较多吧。 　　梁雪波：我曾听过不少作家对您的书法赞赏有加，据说，您的书法是接受过童子功训练的。 　　汪政：我们那个时代还是手写时代，每个人都会写字，因为要出板报，写大字报，所以写字，写毛笔字是很实用的，很受重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逼我写，说以后有用。著名书画家仲贞子先生就生活工作在我们那个小镇上，是我初中时的书法老师。这个老师了不起，许多孩子买不起字帖，他就在这些学生的大字簿每一页的第一行用朱笔写上正楷，让他们照着写。他是我们家的邻居，我经常泡在他家，看他写字、画画、刻章，他对我指导很多。 　　梁雪波：作家哈金曾说，写作就是为了填补一种内心的饥饿感。您比较有意识地开始写作是在什么时候？写作的缘起是否与精神的饥饿感有关？ 　　汪政：我的写作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种读书写作的氛围现在再也看不到了。焦虑，迫切，一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另一个就是要把压抑在心中的东西，把自己困惑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也是当时伤痕、改革与反思文学的社会心理基础。焦虑，迫切，现在这个时代也有，甚至比起那时更甚，但对象不同，现在是物质的、财富的焦虑，那时主要是精神的，因此表现方式不一样。那时是思考，是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