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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叙述与角色定位的游离 　　【摘 要】外在时代共名的束缚，内在民族化风格的追求使作家所歌颂完美英雄的主观意图难以全面实现，朱老忠的形象在匆忙登场与乡村世界的人情伦理中再次飘移，出现文本叙事与人物定位的偏移。 　　【关键词】英雄；边缘化；复仇；民间 　　一、“英雄”的定位与制约 　　《红旗谱》是”十七年”文学的优秀之作。而对朱老忠的英雄形象塑造，更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朱老忠被誉为”新旧交替时代的农民英雄”，备受推崇。小说文本与时代语境高度融合，历史本质的叙述成为演绎的核心。 　　梁斌对朱老忠形象的塑造用心良苦“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朱老忠――作为农民英雄的典型，不仅是“这一个”，而且是“这一类”――千千万万农民的代表，他的形象没有理由不光彩照人。如果说朱老忠这个人物塑造的失败，不是英雄的失败，而是作者创造的失败。 　　作家的创作意图是一回事，而文本叙述又是另一情形，文学创作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时代共名可以限制作品主题，却无法钳制艺术创作的规律。作品必须合乎艺术手法才有更强的生命力。陈思和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存在着两种文本结构：一种是显形结构，契合着当时国家意志；另一种是隐形结构，作品引入的是民间叙述因素。而后一个结构，是另一种支配作品的叙事力量，并对显形结构起着平衡，制约与拔正作用。更不用说梁斌刻意追求的民族化叙事，已经在无形中抵制了国家意志对民间规范的侵入。朱老忠这个生活在冀中平原的农民英雄，在民间的社会中成长，在乡村世界里奋斗，显然无法超脱他的农民角色。作家的忠实于生活的现实创作方法客观上一方面阻止了朱老忠发展为“烈火金刚”式的传奇英雄，另一方面也阻挡其步“文革”文学中李玉和式高，大，全的“真空英雄”后尘。朱老忠恰是这种意图塑造的大打折扣的英雄，一种“胜利”的“失败”，反“英雄”的“英雄”。 　　二、“英雄”的延宕 　　作品中，朱老忠被刻画为智勇双全，行侠仗义，古道热肠，富于斗争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新英雄。作家采取的手段是“我觉得通过人物的生活经历，通过人物的活动来刻画人物性格，也许是一条可以介绍的经验。”这些表明，朱老忠要在活动和故事纠葛中得以展示他的英雄历程的。从小说文本看，也预示着内与外拉开了缝隙――突出的是英雄潜质而不是英雄事迹。英雄形象并没有在作品中得到完整的统一。 　　作家在谋篇布局上将大量的篇幅给了朱老忠。并不是说戏份多就一定性格鲜明，内涵丰富。而在于朱老忠的性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尤其在行动和事件的纠葛中，一旦得以回避，造成事实上的“无冲突化”。在脯红鸟事件中，本是回乡复仇的朱老忠与仇人冯老兰正面交锋的一次恰当时机，却轻轻地错过。大贵和运涛出了头，冯老兰要买不给。最后鸟儿却莫名其妙的的失踪，双方打了一场平淡无奇的“嘴官司”，朱老忠只有给孩子们开经验总结的份儿。 　　类似的例子也足以证明朱老忠并非是外扩型的行动英雄。朱老忠的复仇有个“一文一武”计划，明显是汲取了其父朱老巩单打独斗的教训，这是民间典型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心理翻版。对此，我们既可以理解为朱老忠在暗中积蓄力量，还可以看作是复仇重担的代际转移，从肩负直接血海深仇的第二代传递到大贵运涛这一代。是否也包含着自身责任的弱化？担子既然落在下一辈的身上，那么朱老忠的行动就不必急于展开。过于强调他的”智”，而无意忽视甚至有意压制他的”勇”，智勇在英雄身上失去了平衡，不能得到完整的统一。这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非常不利，至少某种程度上说明朱老忠缺乏敢于担当的勇气。 　　朱老忠终于有一个单独出场的机会――陪江涛到济南探监。不过，这种无冲突化行为还在继续，仍然没有给英雄身上镀金。首先是这个机会承担的无选择性。严志和病倒，大贵当兵，运涛他娘需要在家照顾，更何况也不可行。陪江涛出门的任务自然而然的落到朱老忠的身上，主动与否，已经关系不大。济南探监被梁斌称为书中“第一个高峰”，分量应该相当重，但文本叙述中的朱老忠却给人以跑龙套的作用，英雄的光彩淹没在运涛的影子里――就事论事的完成了任务，并没有丝毫的创造性。 　　高潮还在继续，朱老忠大多情况下还是沦为“沉默的大多数”，仍未能走到舞台的聚光灯下，始终无法卷入实际的一线斗争，反复的甘做“无名英雄”――只起了敲边鼓的功能。反割头税运动是书中农民觉醒的开始，也是唯一取得胜利的斗争。前期出面支锅杀猪的是大贵，后期运动的领导和组织者是严江涛，朱老忠只能碌碌无为。从第一代朱老巩到第三代江涛大贵，朱老忠显然被置于中间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境地。 　　本意是塑造完美的英雄，越完善越好。实际文本却是想象中的英雄――反割头税中的群众演员――教会救学生的路人甲――济南探监中的跑龙套。构思与现实的不断错位，导致了朱老忠英雄形象的不断滑落。前半部分沦落在朱老巩严运涛的光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