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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工作,更是学习 　　记得在1983年底，荆蓝同志对我说：艺术室的方晓天、胡献廷和她经常谈起自己一辈子都在歌剧战线上工作，对歌剧事业有很深的感情。现在都快退休了，还想为歌剧事业做点事。大家商议把全国上演过的歌剧编成一本书，可叫《中国歌剧史》。因感到编辑力量不足，我们请李波同志加入进来。李波同志欣然应允。高复明同志闻讯，也热情地表示愿意参加这项工作。这样就组成了编委班子。说着就拿出一份他们拟定的大纲给我，希望我从艺术档案工作的角度提供协助。大纲起始时间是1927年，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直至80年代，涵盖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创演的几十部歌剧。这份大纲让我看到了歌剧界的前辈们为我国的歌剧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前辈们在作品中体现的与祖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晚辈，我当即表示虽然自己懂得太少，大事做不了，但愿意为大家做好服务工作并从中好好学习。后经五位编委老师决定，吸纳我为编委成员并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这项工作开始后，荆蓝向剧院领导作了汇报，得到时任院长刘莲池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同时，让我陪她到文化部向时任艺术局局长、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团领导李刚同志作汇报。李刚在听荆蓝口述和看过大纲后说：“编写中国歌剧史是个大工程，全国包括港、澳、台在内创作了上百部的大、小歌剧，对每部作品要讲清楚时代背景、剧情简介、产生了什么社会影响和有关评价等等。既然是史，就要有观点，不但要客观公正，还要有深度，这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这项工作不那么容易。你们的想法很好，我支持。可我?是建议你们不要急于立刻就搞这么复杂的工作。虽然老同志长期从事歌剧工作经验丰富，但都是演职人员，理论基础还是薄弱，搞史难度太大。这份大纲已经把我们的歌剧按时间捋了一遍，很清楚，可行。你们不妨把每个剧目写成故事讲给大家听，这样编委自己就搞清楚了我们歌剧的来龙去脉，一条线就明了了，歌剧史的雏形就有了。同时，也给读者做了歌剧的普及和宣传工作。我想还是先简后繁、先易后难为好。编辑一本中国歌剧故事集，对我们的歌剧事业也是贡献嘛。我这是一己之见，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我觉得老局长讲得有道理，很深刻。荆蓝也同意李刚同志的意见，表示回去和大家再研究。 　　在全体编委会上，荆蓝传达了李刚同志的讲话，大家一致同意先从故事集做起。由于该集要向全国各歌剧院、团及编剧等征稿，如何统一体例、格式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会上胡献廷提出编委会应该拿出一个方案，给大家一个标准样本参照，否则各写各的，最后无法统稿。大家同意这种做法并推举荆蓝先搞出一部歌剧故事的样文，试试看路子对不对。几天后，她将此文读给大家听，编委们认为样文很好，好就好在遵照原创的时间、地点、人物、分场次将剧情讲述清楚了，有舞台动感和戏剧性，确实是像讲故事。得到大家的肯定后，荆蓝和李刚通了话。李刚指示荆蓝：师出要有名，你们对外征稿可以“中国歌剧研究会”和“《中国歌剧故事集》编委会”的名义发通知。之后，我们就将这篇文章打印一百份，分寄全国各歌剧院团和编剧等处。不久，编委会就陆续收到各地寄来的稿件了。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稿件虽来自四面八方，由于条件所限也不曾开过会议，但是体例、格式基本相同，这就使我们加快了工作进度。 　　在收到一定数量的稿件加之编委撰写的文章后，荆蓝和我再次到李刚同志的办公室请他审看。他看后说：“路子是对的，进展很快。看来全国各地的歌剧工作者只要是为了歌剧事业，都可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这支队伍值得称赞！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作为歌剧院的老兵，谢谢你们。”他建议我们请歌研会的主席团成员为《中国歌剧故事集》开个审定会。我们请到了李刚、丁毅、田川、舒模、陈紫、韩冰、刘诗嵘、杨光江等前辈和专家与会，编委全体出席。会议由李刚同志主持，荆蓝就这项工作作了汇报。诸老用了一个上午审看，午餐每位两个圆面包和两根小泥肠，外加就只有白开水了。他们几乎是忘了在吃东西，下意识地咬了一口面包就滔滔不绝地评说起来。记得丁毅说：“现在这些稿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歌剧在时代的大道上走过的路程。”田川说：“这本书的内容是很符合历史的，客观、实事求是地对待每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纳入范围不偏颇。编委会的同志在没有先例可参照、没有资金来源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工作成绩显著。这本书的编纂是歌剧界的一件喜事。编委们辛苦了，我向你们致敬！”韩冰回忆起当年延安的情景时说：“秧歌剧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很生动活泼，剧情反映的就是老百姓生活里发生的事，音乐也是他们熟悉的调调，他们看得懂、听得懂。我和李波、王大化都演了不少秧歌剧，其实秧歌剧就是有地方特色的小歌剧。你们把秧歌剧收到集里我很感动，因为你们不嫌它小、不嫌它土。说实在的，秧歌剧和其他剧种是我们民族歌剧的基础。”其间诸老也时时插话，气氛甚是热烈，以至舒模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