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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伦理底色及底层叙事的可能 　　对于宁夏回族作家马金莲来说，“小说”二字其实并不能涵纳她用汉字精心构筑的那个世界，如其所言，她更喜欢把自己写下的东西称为“文字”，而她的梦想便是希望这些文字“能够像山野间的花朵一样绚烂，开出一朵又一朵，一片又一片，连成一幅独特的风景。”①事实上，在认真读过她已出版的小说集《父亲的雪》和《碎媳妇》以及近期发表的作品之后，②我便深刻理解到：在这貌似琐碎素朴的文字背后，深藏着一个内心丰盈的女子对人类日常世界和心灵世界的独特洞察、认知与想象。时至今日，当马金莲欣慰地看见自己营造的独特“风景”在喧哗纷乱的文化场域中日益绚烂的时候，我们同样欣喜地发现：马金莲自己也正成为文苑中一株美丽的花朵，坚韧如金，雅洁似莲。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学新力量”，马金莲始终散发着西海固纯真的山野气息，她凭借其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致与多情，用一系列原生态的日常生活细节，精致地勾画出农村底层世界的纷繁人事，凸显出农耕文明中持存已久的伦理底色，而其从个体经验出发的散文化叙事方式则呈现出底层叙事的某种新的可能。 　　一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给马金莲这样的作家贴上“80后”的标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在我看来，媒体域或理论界对“80后”的这一集体命名一直隐藏着对这群作家的个性抹杀和风格漠视。③事实上，任何命名既意味着确认，也意味着遮蔽，当文学批评者像新闻记者一样紧盯着韩寒、郭敬明等著名作家时，也就表明了对其他非著名作家的忽视，而以前者的某些特征来为后者定性就更是以偏概全的谬误了。显然，这并非只是文学研究过程中才有的过错。此外，在马金莲的文字中，确实很难找到“80后”作家的所谓“共性”，究其原因在于，她不是一个完全依赖于幻想和纯粹虚构的作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扎根于日常生活并有意识地以此为写作资源的作家，如其所言，“我只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记录者，我痴迷于描写扇子湾的人与事”，“只要村庄屹立在大地上，生活没有枯竭，写作的灵感就不会枯竭”。正是永不枯竭的日常生活赋予了马金莲小说以充沛的“地气”“烟火气”和实在的质感，而她亦非只是单纯的观察者或记录者，那些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经过其怀念的浸润、思索的打磨，最终在社会和历史变迁中泛出残酷又温情、冰冷又温暖的光泽，而这正是其文字的动人之处。 　　按海默尔所言，日常生活“是和我们最为切近的那道风景，我们随时可以触摸、遭遇到的世界”，而“日常也是光怪陆离和神秘莫测之物的家园”，④因此，能够欣赏并描绘这道风景而不是堕入鄙俗不堪的境地，对现代人尤其是对现代作家而言尤为重要。在马金莲的描绘中，穷困和饥饿常常是这道风景的主要背景和主人公的行为动因，而“劳动”则是男女老少们实现生命价值的第一存在。一方面，恶劣的自然条件使他们对拼命劳作、永难停歇的农耕生活习以为常，“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坐在炕头看窗外的雪花飞舞”，四季轮回、日复一日的生活使他们深知“人难活，屎难吃，苦难下”的道理，为了活下去，就必须默默承受熬煎，挥洒血汗向土地换回一点五谷杂粮，比如豌豆、胡麻、莜麦、洋芋、糜子、荞麦等；另一方面，他们也因此对土地、雨水、庄稼和粮食充满着异乎寻常的敬重与热爱，对好吃懒惰、偷奸耍滑者充满鄙夷和不屑，他们怀着朴素的梦想和天生的乐观，为丰衣足食、富裕自在的未来生活而埋头苦干。比如在《永远的农事》中，繁杂的农事生活被描绘得有条不紊，细致入微，拉粪，摆耧，下种，锄草，割草，割麦，拉麦，摞麦，拔胡麻，挖洋芋，碾麦，背麦衣等，每个步骤都含糊不得，都必须尽心尽力。按部就班的农事生活不仅造就了大人们勤劳、沉稳、坚韧的性格，同样使那些跟在他们身后的孩子们耳濡目染地受到这种农事生活的熏陶，即使是曾经又馋又懒的女娃烂眼儿也“完全融入到劳动中去了，完全不惧怕劳动，在积极地适应着劳动”。那些有农村生活经历的读者无疑能由此深刻体会到农民的艰辛与苦痛，而作者之用意又并非只是为了表现他们“在清贫中苦苦挣扎的艰难”，而是在此典型环境中呈现更加生动、更加复杂的人事生活，发掘出他们平淡普通的日常生活里所蕴含的无尽的闪光财富：这正是马金莲的高明之处。 　　颇有意味的是，在马金莲的文字世界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这一日常世界的强大，其日常状态的特质虽然是不为人注意、不引人注目、不触目惊心之物，但却拥有足够的压迫、蚀化、消解的无形力量，“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天天在眼前演绎，逼真得近似残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些在生活中熬煎的人们又本能地怀着超越生活、摆脱庸常的形而上诉求，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文本意蕴上的某种张力。比如《巨鸟》中那个六岁的看鸡娃，与一只老喜鹊斗智斗勇，可就在她幻想自己变成一只鹰自由飞翔的时候，五只小鸡娃命丧老喜鹊之口，虽然并未遭到母亲的责罚，但年幼的“我”却痛定思痛地“顿悟”到生活的责任。“我”的成长完全来自于生活的规训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