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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古代的反吸烟思想 　　现在拿出的任一种我国品牌香烟，上面都有“吸烟有害健康”或其它诸如此类的标文。数百年来，烟草的是非功过已成为人类还难有句号的话题。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植物能象烟草那样最具争议，也没有哪一种商品能象香烟那样褒贬不一。烟草发展史，无不自始至终贯穿着吸烟与反吸烟这条主线。 　　目前，我国多数学者倾向于烟草传入我国的时间和路线是在明万历年间，由菲律宾的吕宋首先传到福建广东一带，再后逐步向全国各地推广种植的。烟草一传入我国，国人便“皆衔长管火点而吞吐之”；“大街小巷尽摆烟桌，上产烟具和清水，供人随购随吸”。而在嗜烟和盛烟的另一面，则是反对种烟与吸烟。禁烟的呼声此伏彼起，似乎从未间断过。纵观我国古人的抑烟过程，仔细析其抑烟思想，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能理出一些头绪来： 　　 　　一、强本抑末思想是古人反吸烟的重要原因 　　 　　我国素以农为本。明太祖在建立社稷之初便大力发展农业，认为农业是压倒一切的根本。既然民以食为天，种烟吸烟就免不了遭到非议。因为种烟要费神费工费田费肥，购烟又须费财。《清代文字狱档》云：“夫烟食不裹腹，不食不饥馁，虽曰辟寒，未见其然也。似属小耗，实民间大蠹也。小民迷于利，自相残害而不觉。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烟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三千。每万株费人工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种植杂粮，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而清朝包世臣《安吴四种》云：“种烟必需厚肥，计一亩烟叶之粪可以粪水田六亩。又烟叶除耕锄之外，摘头、捉虫、采叶、晒晾，每烟一亩需人工五十而后成。而其水田种稻，合计播种、插秧、莳禾、芸草、收割、晒打，每亩不过八、九工。旱田棉花、豆、栗、高粱，每亩不过十二、三工。是烟叶一亩之人工，可抵水田六亩，旱田四亩也。”历史上，自烟草在福建等地引种后，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中一些地区的种植面积与规模，甚至超过粮食作物。《论闽省务本节用书》记载，当时用地的十分六七都种烟，而且在烟草生产中出现了雇佣劳动力和带有农场主色彩的富裕佃农。而这与古代“重农轻商”、“强本抑末”的维护自然经济的封闭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历史上，老子曾反对商品生产，认为“不贵难得之货”；商鞅变法中，秦王曾明令禁止弃农经商；到了清代，清政府在国内设立许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控制着手工业生产规模，曾数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古代的商品经济都难以发展，而烟草作为一种既不能强身健体、又不能御寒充饥，且劳神劳地伤财的奢侈品，自然难逃被禁遭抑的恶运。 　　值得一提的是，古之禁烟，最有力的举措当属朝延干预。从明朝末代皇帝到清朝前几位皇帝，几乎都对烟草持否定态度。崇祯皇帝是中国早期禁烟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于1637年下令全国禁烟。王逋《蚓庵琐语》记载“崇祯癸未，下禁烟令，民间种者问徒，法轻利重，民不奉诏，寻令犯者斩。”清太祖对烟草在边廷贸易中采取严厉措施，尤其限制进口，“以为非士产，耗财货，下令大禁云。”康熙帝反对吸烟和种植烟草，主要是经战乱后的修养生息，人口增加，由于粮烟争地，所以官员、大臣主张限制种烟，以保证粮田。雍正皇帝虽其自己嗜好鼻烟，但仍然提倡以种植谷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反对种植烟草。而乾隆时期，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更是多次上书禁烟之言，乾隆元年冬，其作《请定经制札子》云：“…臣闻善富天下者，取材于天地，而愚民所习而不察者，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民用之最切莫如盐，丁男匹妇食盐之费，日不及一钱，而弱女稚男之烟费则倍之。自通都大邑以及穷乡下户，老少男女无不以烟矜诩，由于种烟之利独厚，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以臣所目见，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而耳闻于他省者亦如之。又种烟之后更种蔬谷，皆苦恶不可食，败国土而耗民财，视酒尤甚焉。而禁之则甚易，限期示禁，凡种烟者，以其地入官，别给贫民耕种，罚及左右邻，有司失察者降调，则立可断矣。……” 　　 　　二、对吸烟有害于健康，古人已有深刻的认识 　　 　　烟草对健康来说究竟意谓着什么?是驱病强身的药剂，精神的安慰剂，抑或是合法的毒品，癌症的温床?数百年过去了，吸烟与健康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论，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答案。但无论如何，从辨证法角度而言，吸烟有其有害的一面，当毋须置疑。目前相关研究表明，吸烟的害处主要来自烟制品本身所含有的烟焦油、烟碱、一氧化碳及某些放射性物质，从而危害人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乃至神经系统等。 　　我国很早以前就对吸烟不利于健康提出了看法，《物理小识》中记载：烟草“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明后期《滇南本草》中“野烟，性温味产，有大毒。…令人烦乱不醒人事。”《本经逢源》“青草之气，熏灼肺腑，游行经络，壮气散气。”而《本草汇言》“其气闭，闷昏如死，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