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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形式诗学的探索与实践 　　现在随时打开身边的电子设备就可阅读小说、诗歌和散文，文学似乎从未这么靠近、阅读也从来没有这么便捷过，但放眼望去，“低头族”对所谓的文学尤其是经典文学，似乎又并无多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学院的文学研究又纷纷转向文化研究或跨学科研究，文学的阅读又从未显得如此遥远过。如果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现在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我们还在意一篇作品或某个句子是如何打动我们的、还在意一首诗是否带给我们形式的美感吗？我们是否还在意某篇作品背后的深层寄寓？从这个角度而言，北京大学的吴晓东教授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某种重新回到文学的途径。 　　提到吴晓东教授，多数人可能有两个印象：一是他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熟稔，二是他对文学自身意义的坚守。前一种印象，或许来自《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等书，笔者就曾遇到不少人，甚至不乏专业研究者，都误以为吴晓东专门治西方现代派文学。实际上，吴晓东是中国现代文学科班出身，又长期深耕这一领域的学者，对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等现代小说大家，废名、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说起来《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的出世倒是有些偶然，它本来是一门选修课的讲稿，完全可以看作一种业余爱好，从现行学术评价体制来看恐怕连学术成果也不算。至于后一种印象，则来自于对吴晓东这些年学术研究的综合判断，正如洪子诚教授在与吴晓东的某次对谈中一开始就指出的，“以我的感觉，90年代中期以来，思想文学界出现对文学不信任的声音。可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现状不满，从更深远的角度则是对文学的位置、社会功能的怀疑。折射这一思潮的表象之一是，不少批评家、思想研究者转向以文学为平台的文化、思想史、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一潮流中，你对文学却保持坚定的信心。你最近出版的书，如《文学的诗性之灯》《二十世纪的诗心》《漫读经典》，从名字也可以见到这一点”。联系到近两年吴晓东的新作――《文学性的命运》《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可以说，与纯文学、文学性、经典阐释与阅读等相关的议题，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那么，吴晓东对文学性议题的持续的关注，有哪些独特的推进或发现，这对我们认识文学，尤其中国现当代文学又有何启示呢？囿于学力和时代局限，本文仅仅试图?男问绞?学的角度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 　　一、现代派的哺育与形式诗学的引入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虽然像是随手插柳，但它对于我们理解吴晓东的学术之路来说还是极为关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80、90年代的大学生是被外国文学经典哺育的一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些经典之作从昔日仅限部分人阅读的“内部参考资料”，转而成为普通读物，而西方现代派更是倍受青睐，被大量译介，成为一代文学青年的必读书。吴晓东1984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可谓躬逢其盛。正如他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导论部分指出的，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现代派大师的作品，虽然依旧处于经典化的过程之中，无法与《荷马史诗》《浮士德》等经典媲美，因而从时间的尺度上很难符合如博尔赫斯所定义的经典标准，但从那一代人的阅读体验上，却实实在在是将它们当作经典来阅读的，“可能只有我们这一代80年代前期进北大的中文系学生对现代主义小说的阅读态度才够得上博尔赫斯的要求，也就是说有一种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此外有这种热情和忠诚的还有中国的年轻一代小说家”。北大中文系的学子和年轻小说家的阅读状况，可说是那个时代文学青年文学选择的缩影。 　　现代派小说提供了一个认知复杂20世纪的小说视景。较之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二十世纪的现代派小说最大的不同是形式的复杂化，这种复杂性与二十世纪文明走向和人类心态变化密切相关。西方现代派的代表作多产生于1920年代，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经历那场破坏性极大的战争之后，西方世界陷入了普遍性的危机之中，现代派小说应此而生，也是对这种时代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形象表达。因而，现代派小说为我们深入了解20世纪提供了内在的视野，正如吴晓东所指出的，“小说的复杂是与世界的复杂相一致的。也正是日渐复杂的现代小说才真正传达了20世纪的困境，传达了这个世纪人类经验的内在与外在的图景”。值得留意的是，这种“传达”不是如19世纪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小说的“反映”，而是关于个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变形的表达，从小说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派作品更关注表达的方式。这与更为深层的认识论危机相关，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哲学的衰落，世界的客观性似乎已不复存在了，它内化为人们体验的内在真实，作家也因此成了孤独的个体，面对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试图通过对形式的探索和复杂构图，重建人与世界之间的整体性。 　　鉴于现代派作品对形式的自觉及其形式所展现出来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吴晓东从一开始就是从